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J.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1930—200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任教于科隆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并担任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和写作领域很广，包括民主史、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主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英国史和德国史。

本书是蒙森的第一本专著，其著作另有《官僚制度的年代：论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1974）、《帝国主义的理论》（1977）、《帝国主义德国 1867—1918：一个集权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1995）等。

书籍摘录：

第一章 青年韦伯的政治发展（节选）

马克斯·韦伯深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所吸引。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学术工作，尤其是他为知识诚实与学术客观性而从事的无休止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努力——与当代政治事件保持距离并获得内在自由。这样来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实际政治，还有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毕生的工作中，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事实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样如此。可以说，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政治是他父亲的职业。这位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该市民族自由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关系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动则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曾有一度，老马克斯·韦伯还是德国国会的议员。 19 世纪 80 年代，他甚至进入了民族自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普鲁士下议院民族自由党代表团成员的活动。老韦伯固然并不属于该党领导层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党务组织者与协调人。他与民族自由党的大佬们关系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克尔（Miquel）等著名学者，都是他那好客的大宅子里的常客。孩童时期的韦伯，就不得不在父亲那里旁听频繁的政治讨论，同时，他还通过个人观察，开始了解德国自由主义的概貌。韦伯居然会好奇地倾听父亲唠叨日常的政治工作。成年后的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历史那种令人惊讶的熟悉程度，与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应该密切相关。

不足为奇，韦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从他父母那里听来的政治观点。他最初的政治发展也局限于他父亲代表的温和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稍后，马克斯·韦伯便自视为首先是民族自由党人的后裔。关于他父亲的政治观点，我们所知不多。

尽管如此，老韦伯的气质决定了他并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和他儿子后来表现的一样，他也不是个本能的斗士。他的政治行为有一种自鸣得意的特征，而且还很容易知足。按照玛丽安妮·韦伯的描述，他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得其乐地立身处世”。马克斯·韦伯很年轻的时候就反感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以后，这种反感导致了他与父亲的激烈争吵。政治上的高明见识并不足以支撑韦伯父亲的政治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主要经验领域是财政和行政管理，更专注于日常的实际问题，而不是长远的重大政治问题。

1882 年初，马克斯·韦伯刚好 18 岁，他第一次离家长期在外。韦伯被海德堡大学录取，学习法律、国民经济学、历史与哲学。尽管由此摆脱了弥漫在柏林家中的政治空气的直接影响，但他继续分享着父亲的政治观点。当然，政治还只是个附带的兴趣。这时的马克斯·韦伯，兴趣主要集中在各个学术领域，他喜欢听克尼斯（Knies）这位经济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言人的课，听贝克尔（Bekker）的罗马法，以及其他几门法学课程，包括库诺·费舍尔（Kuno Fischer）的课。

和他父亲的政治老搭档、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的交往，对于韦伯的政治发展更加重要。韦伯与鲍姆加滕一家是姻亲，韦伯的父亲就是在鲍姆加滕家里初遇自己妻子的。 1882 年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奥托·鲍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表弟带到了斯特拉斯堡。这次逗留标志着密切的个人联系的开端，这对于韦伯来说非常重要。转过年来，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在那里完成了一年期志愿兵的军事义务，其间他频繁出入那位历史学家的宅邸。韦伯成了年迈而孤独的历史学家的政治知己。老鲍姆加滕特别喜欢推心置腹地与这个外甥谈论整体的德国政治进程和具体问题。马克斯·韦伯确实是个出色的谈伴，他对日常政治事态的见识令人惊讶。他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动地谈到了和姨父的政治辩论。 1884 年秋天转学到柏林之后，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这位历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便后来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马克斯·韦伯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尽管不是那么频繁了。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他从柏林的观察角度继续向鲍姆加滕报告他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鲍姆加滕批评了那个伟大首相的“恺撒式煽动行径”，批评他害苦了中间力量并迫使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党走向激进。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恺撒统治导致他在 1866 年引进了普选权。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他把普选权“扔进坩埚”是个战术动作，以对抗奥地利“最强大的民主计谋”。鲍姆加滕担心，这个做法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受普选权威胁的“不仅是国家”，还有“我们的整个文化”，它将使“大众在所有问题上都陷入原始的权力本能”。鲍姆加滕还激烈批评了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俾斯麦的行动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完全不顾虔诚的新教徒情感。因此，文化斗争的方式具有欺骗性，势必无果而终。根据在阿尔萨斯—洛林边界地区的直接观察，他对政府的政治路线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反对声音。他为国内弥漫的盲目顺从气氛、特别是它在年青一代中间的影响而忧心忡忡。伴随这种气氛的是政治判断力的危险衰败。鲍姆加滕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痛苦地指出了德国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此时谈论得更尖锐、更频繁了。

鲍姆加滕本人虽然与普鲁士意气相投，但并没有片面看重普鲁士在德国编年史上的分量，他还尽力不去忽视南德的传统。在对特赖奇克的《德国史》（该书第二卷出版于 1883 年）进行的猛烈抨击中，鲍姆加滕摆明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特赖奇克，把政治倾向拟人化，使得鲍姆加滕极为惊惧。他相信，特赖奇克的著作表现出一种头脑狭隘的普鲁士沙文主义性质，醉心于帝国的现状，放弃了一切更深远的宪政理想。鲍姆加滕认为，特赖奇克毫无谦恭之心，肆无忌惮地以傲慢与偏执的民族情感伤害其他民族。

鲍姆加滕强有力地影响了青年韦伯的政治观点。当然，对于他那些夸大其词的看法，韦伯并不打算引为己见。他在与鲍姆加滕阴沉而悲观的见解的不断对质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鲍姆加滕确实帮助他摆脱了得自他父母的褊狭的民族自由党观念，让他看清了俾斯麦体制的内在弱点。尽管韦伯从未赞同过鲍姆加滕对那个伟大首相个人及其政策的尖锐批评，却接受了这位老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判断。尤其显见的是，对于俾斯麦政策的恺撒式煽动主义性质，他与鲍姆加滕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韦伯当时就谴责了“俾斯麦式君主政治的危险礼物：普选权，这是所有人在这个词的最真实意义上的最纯粹的平等死亡”，尽管他并不同意老人的悲观主义看法，即实行普选权可能毁灭的不仅是国家，还有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对于韦伯后来的政治发展特别重要的是，鲍姆加滕向他指出了俾斯麦的统治对这个民族政治判断力造成的后果。不过，鲍姆加滕对韦伯尖刻评论年青一代那种不加思考的盲从，却使韦伯敏感地意识到，他这一代人确实谈不上政治成熟。他本人倒是能够避免柏林的同学们那种天真的俾斯麦崇拜，但他同样尊重这位天才大政治家。他曾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俾斯麦总是忘记恰恰是“他本人激励了党派精神，从而毁掉了‘国民的好感之源’”，但他却悲哀地发现，这使他遭到了迷恋俾斯麦的同学们的一致责难。

韦伯深为他这一代人对政治问题缺乏兴趣而忧虑：“我这一代人真是令人称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无非就是，要么与反犹主义沆瀣一气……要么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认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麦’意义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讲课时只要语带反犹味道就会爆发出……一通狂欢”，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紧张情绪。他确信俾斯麦崇拜、反犹主义和天真幼稚密切相关。他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对“本世纪历史那种奇特的无知”。

韦伯特别抵制特赖奇克把政治与学术融为一体的做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了激烈反对学者们进行任何煽动和预言的意识。当然，他也承认，人们可能会看出，特赖奇克“就是在这些过度的党派激情和偏见中……从事一种伟大而热情的理想架构的追求”，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忽视了不计后果、只求真理所需的真诚严肃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唯一对学生时代的韦伯产生了意味深长且经久不衰的影响者，只有赫尔曼·鲍姆加滕。但是，鲍姆加滕并未深度影响到韦伯在具体政治事态上的立场。在这个领域，马克斯·韦伯往往明显地与这位满腹悲观情绪的忘年之交观点相左。鲍姆加滕以同样方式教导韦伯观察政治事件，并且同样刻板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独门秘诀。尤其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政治领袖的成长和国民政治判断力的熏陶，他们两人抱有共同的看法，都认为这是一切政治现象的根本问题。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被统治者政治成熟程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在那个著名的“自我批判”中，鲍姆加滕把德国自由主义在 1862— 1866 年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连同自由派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政策，都归因于缺乏政治熏陶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产生不出有天赋的政治家。他强调了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与特奥多尔·蒙森一样，他也呼吁要造就“毕生为政治工作”的人，而且要在贵族阶层中寻找这种人，如果说这些阶层实际上还空空如也，那就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生涯并不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特性”。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斯·韦伯也一再论及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的政治不成熟问题，并将其归因于俾斯麦统治的影响。他极为关注政治领袖的问题，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功绩原则，而是强调职业政治家作为现代大规模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权力载体的重要性。

与鲍姆加滕就俾斯麦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进行的热烈辩论，以及和柏林的同学们之间多方面的政治讨论，有助于韦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父母家中的民族自由党传统，并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形成了独立的立场。当然，即便在早期阶段，他独立做出的政治判断也不同凡响，他在《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的立场大概就是最清晰的证明。他父亲和鲍姆加滕都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恶，但韦伯早在 1884 年就对这项措施产生了怀疑：“我有时喜欢相信，人人平等的权利高于其他一切，因此，把某些人投入牢房，还不如封住每个人的嘴更可取。”《反社会党人法》显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这激起了韦伯的正义感。当时他还坚称，他观察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和领导层都在发生彻底变化。尽管这在那时并不是准确的观察，但毕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民主党的温和评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焦虑感，这成为后来韦伯特有的一种态度。

换句话说，韦伯也不赞同违背或放弃理想原则以迎合实际的现实政治。他在文化斗争期间毫不犹豫地坚持了自由主义立场，但与鲍姆加滕一样，他也支持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马克斯·韦伯通常也都会遵循父亲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满进步党对待所有财政与军事改革的消极态度。 1887 年他曾议论说，要是进步党能软化反对所有财政改革的绝对顽固态度，“那真是难以置信的明智”。他也不赞同进步党与 80 年代那种非常温和的殖民政策的对立态度。他希望，讨论一切与帝国的国际地位有关的问题，都应排除党派偏见。因此，他强烈反对把预算案和欧根·里希特领导下的进步党反复就国内政治挑起的争吵搅和在一起，并深为一再出现的斗争结果感到痛心。这些斗争给俾斯麦以国家主义的花言巧语解散德国国会提供了借口。后来，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俾斯麦把预算案问题推到了国内政争的风口浪尖上。俾斯麦的政策“利用军事问题作为武器对付令人不快的反对党”，实际上导致这些问题变了形，“把简单易懂、直截了当的预算问题推到了一轮又一轮国内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利益，不过对俾斯麦倒是大有好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进步党的政策纯粹是教条主义的。他断定进步党没有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他看不出进步党未来能有什么成就。自由派普遍都抱着一个希望，即弗里德里希王储的政府会把国内政策导入自由主义轨道，鲍姆加滕和韦伯的父亲同样抱有这种希望，但韦伯相信，这是无稽之谈。德国的政党政治现状绝无可能为又一个“自由主义时代”提供框架。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恶劣情形，事实上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韦伯鄙视进步党在这位王位继承人面前的“奴性”投机。他给赫尔曼·鲍姆加滕写信说，必须“完全否定这些人还能有任何建设性的政治行动，不然将造成自由主义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义将会同时遭到满脑子成见的狂热煽动家和盲目的俾斯麦信徒的损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期待着以往的团结因素及时从左翼那里产生出来并重返建设性的合作”。

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并不看重民族自由党人。最初他还曾在鲍姆加滕——后者在 80 年代越来越靠拢进步党——那里为他们进行辩护，但他逐渐认识到，民族自由党正在变得日益迟钝，特别在 70 年代先是本尼西森、继而又有许多其他出色的民族自由党领导人退出政坛之后。他不满他们越来越背离自由主义传统，那种自满自足的状态使他们转而成为单纯的国内政治现状辩护士。韦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党如果不与进步党合作，未来还有什么生气，因此，进步党走下坡路也会损害到民族自由党。到 80 年代末期，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已经极为悲观。他对德国政党政治的“总体颓废”哀叹不已，担心最后会是左右两翼的激进政党交替与中央党结盟支配德国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准确的。

题图来自： crisis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