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25 年了,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上,有了自由与创意之城

姚晨晖 · 王清 · ·

“柏林现在是欧洲的硅谷”。距离柏林墙倒塌已经过去 25 年,围绕柏林墙沿线发展起来的创意产业正在改变这座贫穷但性感的城市。“恭喜你们,柏林墙倒塌了”——巴黎地铁里的一句话,这是说给人类的。

就在几天前,柏林再次被分成了两半。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路线,只不过这一次制造分裂的不再是坚硬的砖墙,而是 8000 只绵延长达 15 公里的发光气球。昨晚,这道“灯界”随着气球的升空而消失。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这场名为 LICHTGRENZE(德语“灯界”)的活动正是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 25 周年。

25 年过去了,尽管 Simon Schaefer 已经再也无法单凭衣着和神情就分辨出东柏林人,但他仍然清晰记得自己 12 岁那年柏林墙倒塌时的情景。他自幼在西柏林长大。那一天,父母去柏林墙附近围观。当时,西德人用鲜花和啤酒迎接东德的同胞,人们爬到柏林墙上,在墙上肆意涂鸦,并把砖块拆下当做纪念品。

但为了安全起见,父母把 Schaefer 留在了家里。“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 Schaefer 告诉《好奇心日报》。

如今,他所创建的创业园区 Factory 就紧挨着著名的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位于柏林市 Mitte 区的贝瑙尔大街,过去那里曾经是一间啤酒厂。透过园区办公室的窗户,Schaefer 每天能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到这里追忆那些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惨遭射杀的东德人。

Factory 创意园区紧挨着柏林墙遗址公园

贝瑙尔大街是东德士兵汉斯·康拉德·舒曼(Hans Conrad Schumann)跨越铁丝网叛逃至西德的地点。你可能在历史书中看过这张著名的黑白照片。当时的柏林墙还只是由铁丝网路障组成的简易雏形,还没有变成后来 3.6 米高、1.2 米厚的混凝土墙。舒曼大步翻越铁丝网的瞬间被一位德国摄影师记录下来,如今被制成雕塑和画像,悬挂在贝瑙尔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和餐厅的门口。

从照片上看,当时的贝瑙尔大街空空荡荡,到处都是冰冷的高墙和铁丝网。而现在,Mitte 区已经成为柏林最有活力的创意社区之一,不仅容纳了柏林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更集中了许多知名的画廊和设计工作室。

别急着感叹沧海桑田——事实上沿着昔日柏林墙的轨迹,如今的柏林遍布着好几个类似 Mitte 区这样的创意社区。这些蓬勃发展中的创意产业已经让曾经冰冷破败的街区成为柏林走向繁荣的新引擎。

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和 Schaefer 差不多年纪的那代德国人(大部分是 70 后),许多都在十几岁时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1990 年代,结束学生时代的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来到柏林墙附近几个区,在废弃的工厂和地下室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师。他们帮助柏林在 10 多年间完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如今,走在柏林街头,你能看到的大多是年轻人。每一个在柏林生活的人描述这座城市时都会提到“年轻”这个形容词——尽管它刚刚庆祝了建城 777 周年纪念日。

设计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发光气球装置的 Christohper Bauder 和 Marc Bauder 两兄弟就是这股时代浪潮中的一员。“柏林与德国所有其他城市不一样,人们常说‘柏林不是德国’,对于他们来说柏林是一座孤岛,对于我们来说,柏林是一片沃土。”Christopher Bauder 对《好奇心日报》说。Bauder 所说的“沃土”在这里可以被理解成它的字面意思——土地。

Bauder 兄弟设计了纪念柏林墙倒塌 25 周年的发光气球装置

Bauder 兄弟的工作室 WHITEvoid 位于紧挨着柏林墙的 Prenzlauer Berg 区。这里是柏林墙附近最早发展起来的创意区,过去属于东柏林。两德统一之后,东柏林众多工厂由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而纷纷倒闭,留下无数空置的厂房和仓库。另一方面,由于失业率激增,许多东柏林人迁往西德定居,不少住宅也被遗弃了。这让他们几乎只花了很少的钱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办公室。

柏林市中心 Mitte 区一处闲置的厂房

低廉的租金和生活成本是柏林吸引设计师和艺术家在这里开设工作室的主要原因。“贫穷,但性感。”柏林市长 Klaus Wowereit 对这座城市的总结已经成为名言警句。直到今天,柏林仍然是除里斯本之外欧洲物价最低的首都,城市中心区域仍然拥有大量亟待改造和整修的破败楼房。2010 年,柏林的租金比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便宜一半左右。

大量未经整修的闲置楼房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用非常少的钱在柏林安身立命,它同时让艺术家可以不用过度考虑商业产出,让灵感彻底释放。

15 年前,当 Bauder 兄弟初次来到 Prenzlauer Berg 区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和穷学生。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花分文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代价就将那些空荡荡的大楼房间和地下室长期占为己有,这场从 1980 年代一直持续到 2000 年左右的 “占屋运动”是柏林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2004 年,Schaefer 也在东柏林开始自己的生意——一间运动鞋店,当时的租金仍然非常便宜。“东柏林是年轻人的试验田,”Schaefer 说,“那里什么规矩都没有。”夜店、脱衣舞俱乐部和同性恋酒吧林立于此,摇滚青年和嬉皮士亦在这里觅得知音,即使彻夜狂欢也不会遭到邻居投诉。

这群年轻人的创造力在东柏林布满二战弹孔的灰暗陋室里找到了出口。伴随着他们的到来,以电子音乐和酒吧为代表的反叛文化在这里迅速萌芽,柏林不经意间成了欧洲最自由和另类的城市。

占屋运动中的年轻人,摄于 1981 年,柏林 Kreuzberg 区

Schaefer 将当时聚集在东柏林的这群人称为“电子乐一代”。1997 年到 2001 年间,“电子乐一代”在柏林成立了许多家小公司,基本都是为各种聚会或音乐会设计传单、网站、布景等等起家的。Schaefer 自己就曾经是一名网站设计师。

出生于汉堡的 Chris Middleton 和另外两个同样就读于柏林技术大学的同学正是“占屋运动”的参与者和电子乐一代的成员。

他们曾经在东柏林占下一间地下室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吧。“那时候,东柏林就像一座废城,警察有更重要的事情去管,根本不理睬我们这些年轻人。” Middleton 说。

类似的酒吧在当时的东柏林随处可见,后来发展成为电子音乐大本营的 Tresor 也发源于这里。在酒吧里, Middleton 和同伴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着慢慢积累起来的人脉——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设计生涯。


Kinzo 的三位创始人,左一为 Chris Middleton  图片来源:Franziska Rieder

通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做一些搭建舞台布景、设计展台或设计办公空间这样的活计。后来,三人选择在 Mitte 区成立 Kinzo 设计工作室。相比率先发展起来的 Prenzlauer Berg 区,这里拥有更多选择。除了办公室,他们用很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一个车间生产自己设计的办公家具。2007 年对于 Kinzo 来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 Kinzo 为德国知名出版集团 Axel Springer 总部设计了办公室,其中特地打造的 Kinzo Air 办公桌还获得了红点奖。

Kinzo 一跃成为柏林一线的办公空间设计者,它的客户包括阿迪达斯总部和位于 Factory 的 SoundCloud 办公室。有趣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机会,居然是因为之前在酒吧工作的一名 DJ 后来成为了 SoundCloud 的员工。


Kinzo 设计的 SoundCloud Berlin 办公室 图片来源:Werner Huthmacher

除了人脉,社区的另外一大优势就是配套设施的完善和功能互补。比如 Kinzo 的画册就是附近一家工作室设计的。Mitte 区还有众多的咖啡馆和酒吧,设计师和艺术家们聚在一起交流,擦出不少火花。

但 Middleton 表示,现在 Mitte 区的租金比起十年前已经翻了了一倍。Prenzlauer Berg 的情况更加严重, “如果现在让我来选择,我不会把工作室放在 Prenzlauer Berg ,”Christopher Bauder 说,“如今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不仅房租贵了,气氛也变了。”

这些区域正在经历一场“绅士化”进程,曾经的狂野不羁的艺术区正在逐渐变得高档起来。酒吧搬走了,艺术家们离开了。老旧的房屋经过整修,变得十分抢手,中产阶级家庭纷纷搬到这里。

这一部分也是电子乐一代的成长使然。

“柏林现在是欧洲的硅谷。”Schaefer 告诉《好奇心日报》。他认为柏林的电子乐文化甚至可以与旧金山 1960 年代的嬉皮运动相提并论,后者造就了硅谷精神。他掌管的 Factory 创业园区里就有 Twitter 这样来自硅谷的响亮名字,Google 也是园区的合伙人之一。尽管餐厅还未完工,Factory 刚刚整修完毕的办公空间就已经供不应求。他已经决定在现在还簇新的大楼前再加盖一幢新楼。

Factory Berlin 创始人Simon Schaefer

这个昔日的网站设计师和运动鞋店老板如今用流利的英语对着来自 BBC、CNN 的记者高谈阔论,风头甚至盖过了他楼里的那些公司高管。他非常明白,柏林墙是 Factory 的卖点之一,原本这些公司尽可以在交通更便利、经济更发达的德国南部城市设立总部。

和 Schaefer 的成长经历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资本涌入柏林,推动了这里的创意设计产业走向成熟。

Schaefer 已经计划在 Mitte 区之后发展起来的 Kreuzberg 区也建造一栋新楼。这里已经取代 Mitte 区成为设计师的新宠。“Kreuzberg 区相当于 10 年前的 Prenzlauer Berg 区。” Marc Bauder说。

Kreuzberg 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和繁荣的多元文化,走在街头,到处都是五彩的涂鸦和打扮怪异的年轻人。虽然已是深秋,但仍有很多人坐在马路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聊天。

据该区掌管经济、市政和文化事务的 Jana Borkamp 议员介绍, Kreuzberg 区曾经三面都被柏林墙包围,但柏林墙倒塌后,它反而从地理位置上成为柏林的中心。原本这里大量的废弃房屋都要推倒重建,但此举遭到艺术家抵制,他们因此纷纷搬入,Kreuzberg 也因此成为占屋运动的中心之一。此后政府对这里几乎不闻不问,直到 2009 年才开始思考扶持文化产业。

Michael Schneider 正是在这一年把他的工作室从科隆搬到这里,理由是想要一些“新鲜的变化”。他曾经在著名的美国菲尼克斯设计工作室从事产品设计。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他正在巴黎的地铁上。听到他在和同伴说德语,旁边一个人凑上来说:“恭喜你们,柏林墙倒塌了。” Schneider 回忆说:“我当时好几天都没看过新闻,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无法相信。”后来,他开车去柏林,在高速公路上闻到一种陌生的气味。原来,竟是东德的汽车所用的燃料成分跟西德不同,闻起来也不一样。

将工作室搬到柏林后, Schneider 每月只要花 1200 欧元就能在在 Kreuzberg 区租到 100 多平米的工作室,类似的场所在科隆大概需要两倍的房租。在 Kreuzberg 区,政府出钱整修房屋,之后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艺术家和设计师。政府还帮助他们寻找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和客户。Schneider主要从事家居和室内设计,他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中国广东的松发陶瓷。

Design Schneider 位于 Kreuzberg 的工作室

Kreuzberg 绝对不会是柏林墙边最后一片创意园区。一些新的区域已经雏形出现,有人说 Neukoln 会发展起来,也有人说 Lichtenberg 是下一个。但无论如何,这个进程都将继续下去,还有艺术家和设计师正在不断从英国、美国、北欧甚至墨西哥迁往柏林。

“过去的柏林是年轻的、狂野的,而现在它已经成长起来了,”Christopher Bauder 说,“创意将成为柏林的常态。”

昨夜,十几万德国民众趁着周末赶来柏林。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不虚此行。柏林市长 Klaus Wowereit 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令人动容的演讲,这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市长被认为是奠定柏林自由与宽容氛围的第一人。在默克尔、戈尔巴乔夫以及前总统高克等人的见证下,Bauder 兄弟用发光气球制作的“柏林墙”升腾起来,从高空俯瞰这座从未如此具有活力的城市。这种轻盈明亮据说是设计师刻意要与混凝土的坚硬沉重形成对比,一如柏林的今朝与往昔。


题图来自:Streaming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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