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 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出版过大量有关 18 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其作品包括《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获得德国史学家协会奖）《中国革命: 1925 年 5 月 30 日, 上海》《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等。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因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6 年获得莱布尼茨奖、汤因比奖。目前，他正在从事 20 世纪的去殖民化史研究，并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编 6 卷本《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书籍摘录：

绪论（节选）

所有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社会学有关“世界社会”的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一切环境之环境”，是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叙述的可能的终极语境。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跨越地域的趋势不断增强。倘若说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史对远距离密切交往尚无从论及， 20 世纪的世界史则已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已然形成了一张如星云般紧密交织的关系网。

假如能将世界史与过去人的意识相衔接，那么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世界史的书写就会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即使在当今卫星通信与互联网的时代里，仍有数十亿人是在狭小闭塞的地方环境中生活，这些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脱离环境的束缚。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能够做到从“全球”角度去思考和行动。在 19 世纪这个通常被人们合理地称作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世纪的时代里，各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关系便已出现：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等等。这一点并非当今历史学家在寻找“全球化”早期踪迹时的新发现，许多 19 世纪的同龄人，便已将思想和行为边界的扩展看作他们所处时代特有的一种标记。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中下层成员纷纷将目光和希望投向那些遥远的人人称颂的国度，数百万人不惧艰险，踏上了通往未知的航程。国家领导者和军事家开始学习从“世界政治”的范畴进行思考。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诞生了，其疆域远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是大英帝国。其他帝国也都雄心勃勃地以之为榜样打量自己的身量。贸易和金融关系比早期近代的几个世纪变得更加密切，进而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体系。

对于近代，特别是 19 世纪而言，将其他任何历史作为世界史都无异于一种权宜之计。正是借助这种权宜之计，历史书写得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一门符合方法可验证之理性标准的科学，其依靠的手段，是在一切可操作范围内对史料进行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一过程发生在 19 世纪，因此世界史编纂恰恰在这一时期成为隐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与史学家对其职业的新的自我认知看似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今天有所改变，也绝不意味着所有历史学家都愿意抑或应当成为世界史学家。历史学要求对限定的事件进行细致而深入的钻研，其成果不断为综合性的历史合成物提供素材。至少对于近代，这些合成物的框架通常是单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大陆的历史，比如欧洲史。世界史迄今仍然是一种少数派视角，但却不会再因为不入流或不严肃而被摒弃。当然，在所有空间与逻辑层面上，世界史的基本问题与以往是相同的：“历史学家在阐述单个历史现象时，应当如何将根据史料预设的个体性与普遍的抽象化知识相关联？因为正是这些知识，才使得个体现象的阐述成为可能。另外，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做到，对更大的历史单位和进程做出以实证为依据的表述呢？”

历史学的职业化——这一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使得“大历史”（Big History）被交予了社会科学。从事历史发展宏大问题研究的，是那些对时间纵深与空间广度抱有兴趣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历史学家经过训练所获得的职业特性则决定了，他们对大胆的普遍化、便捷的公式化以及单一表述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受后现代思维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宏大叙事”或对长期进程的阐述从原则上讲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不妨换一种角度看：世界史的书写，同时也是从一小拨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专家队伍手中攫取部分公共解读权的一种尝试。世界史是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之一，是偶可一试的一种记录。它的风险是在作者，而非读者一边，因为后者可以借助审慎的批判，避免被某些草率的强加于人的观点和蒙骗所误导。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世界史为何要书自于一人之手？为什么那些出自“训练有素的工厂”（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语）的多卷本集体创作，还不能让人感到满足呢？答案很简单：只有对问题与观点、素材与阐述的集中化组织，才能使世界史书写的建设性要求得到满足。

本书是一幅时代肖像画。它所采用的表现方式，与人们描绘其他时代所采用的方式原则上是相同的。它只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史料翔实的阐述文本，而没有不自量力的野心，想要将一个世纪的世界史以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完整地加以呈现。从态度来看，它与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是一脉相承的。这本 2004 年问世、两年后被译成德文的备受赞誉的著作，是后期近代史领域的少数世界史杰作之一。我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反贝利之作，而是在相似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另一种文本。

在另外一些方面，两本书强调的内容是不同的：贝利的学术出身是印度，而我是中国，这一点读者很容易就会发现；贝利关注的更多是民族主义、宗教和“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这或许也是他的著作中最精彩的段落。而在我的书中，则对人口迁徙、经济、环境、国际政治与科学等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探讨。和贝利相比，也许我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更明显，我比他更倾向于将 19 世纪看作一个欧洲的世纪，同时也不时流露出我对美国历史日益浓厚的兴趣。从理论角度看，我对历史社会学的亲近感大概是一目了然的。我与贝利之间的主要区别有两点。首先，本书在年代界线问题上比贝利的表述更开放。它并不是一部封闭的、针对某个以年份明确划定的历史年代的内部史，因此，人们在标题中看不到任何年份数字；此外，我还特意用了一章的篇幅（第 2 章），来探讨关于历史分期与时间结构的问题。本书以灵活变化的方式将 19 世纪置于“历史之中”，并有意识地打乱年代，将时间轴的一端远远拉后到 1800 年或 1780 年之前，并让另外一端向前延伸，一直拉近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因此，我并没有像在这一问题上破例随俗的贝利一样，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诠释为历史舞台上一次突然而意外的落幕。

其次，我选择了与贝利不同的另一种叙事策略。有一种世界史的书写方式，我们可称之为“集成式+时间强调式”。一些历史学家运用这种手法，以审慎的判断力、丰富的经验和“常识”（common sense）将整部世界历史的主线和旁支生动地呈现给读者。约翰·M.罗伯茨（John M. Robers）的 20 世纪世界史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罗伯茨理解的世界史是那些“将故事（story）凝聚在一起的普遍性内容”。为此，他挑出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在没有预设程式和重大观点导向的前提下，将其整合成为一部连绵不断的叙事史。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撰写的三卷本 19 世纪史，也属于这类杰作之一。这部作品透出一股马克思主义式的严谨之风，并因此而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每一次偏离主题后，他都会最终找回方向，与其所述时代的大趋势重新接轨。贝利选择的是第二条路径，即“集成式+空间式”。它更多是一种去中心化思路，而不会毫无节制地被时间的走向所左右。这类历史书写的节奏是缓慢的，它探究同时性与横截面的广度，注重对照与呼应，在比较的同时挖掘那些潜藏的关联性影响。它在年代问题上往往是模糊的，人们很少会看到具体的年代数字，其叙事是通过将整个时代划分成若干历史阶段的方式展开的。

本书所采用的方式在趋向上与贝利相接近，但比他更极端，并借此引申出第三种路径。我毫不怀疑，一个人可以凭借历史学家的认知手段，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用一种突出整体统一性的模式加以呈现。世界体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或社会进化论，都有可能以此自诩。但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在大胆提出阐释建议之前对变化做出描述，因此它很快便会遇到种种矛盾的、个性顽固的、无法被统一化的现象。贝利当然清楚这一点，但是，当他试图对时代的特征做出定义时，却将这些顾忌抛在了脑后：在 1780 年到 1914 年间，世界变得统一了，但其内在的差异也变得更加清晰，这是他的主要论点。他提出，“现代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一进程直到 1890 年之后才随着“大提速”（贝利对此未做进一步解释）而走向终结。这些话听上去有些俗套，对于一本在各个方面都有令人欣喜的独创见解的著作来说，这一“点睛之笔”未免有些令人失望。

而我则尝试采取另一种办法：“宏大叙事”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使它成为一种过时之物，而是使叙述变得更有意识。当然，这种宏大叙事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一部关于 19 世纪全球工业化或城镇化的历史，也足以被称为“宏大”。在人类群体生活秩序中，这一层面尽管仍然太过宽泛，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无从把握的完整体中的分支体系，其轮廓却是清晰可辨的。本书的基本结构正是建立于这一层面之上，乍一看去，或许会带给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感觉，然而实际上，它是一种连续的循环体。布罗代尔曾经描述过一种类似的方法：“历史学家首先会打开自己最熟悉的通往过去的那扇门，但是，如果他想让自己的目光尽可能望得更远，就必须去敲开下一扇，然后是再下一扇门。而每一次，都会有一幅全新或略有变化的场景在其面前呈现。

世界史应当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幼稚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通过全知的叙述者臆想的“中立性”或自诩的“全球性”视角，而必须通过对认知之相对性的有意识把握。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为谁而书写。假如一位欧洲（德国）学者的书写对象是欧洲（德国）读者，其文字必然会流露出相应的特点，因为作者的预期、背景知识与文化惯性无一不受到地域的影响。这种相对性同时也会导致一个结果：认知的中心化倾向并不会因为真实的地位关系——或曰中心与边缘结构——而消除。这一问题既有方法论的一面，也有客观性的一面。从方法论来看，史料的匮乏有可能对良好意愿向历史公正性的转化形成阻碍；从客观性来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比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权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创新精神的分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同的。因此，从无视欧洲中心性的角度去构拟 19 世纪这样一段历史，无疑是固执与专断的一种表现。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世纪，能够像 19 世纪一样，以类似的程度接近于一个欧洲的世纪。而 19 世纪之所以是一个欧洲的世纪，同时也是因为其他地区将欧洲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标准。欧洲对世界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往往以暴力方式被加以利用的权力；通过资本主义扩张的无数渠道得以巩固的影响力；就连许多欧洲的受害者也无法抗拒的榜样作用。这种多重意义上的优势是在早期近代的欧洲扩张期不曾出现过的。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甚至包括 1760 年之前的英国，都不曾将其势力推进到地球如此遥远的角落，也不曾像 19 世纪的大不列颠和法国一样，在文化领域对“他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19 世纪的历史是在欧洲并由欧洲书写的，我们无法用同样的话来形容 18 世纪或 20 世纪，而那些更古老的时代当然更无须一提。欧洲从不曾有过如此蓬勃旺盛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而傲慢和征服欲则是其背后的驱动之一。

但是，“为什么是欧洲？”这一重大问题并未因此而成为本书所论述的核心。从马克斯·韦伯、大卫·S.兰德斯（David S. Landes）到迈克尔·米特罗尔（Michael Mitterauer）等众多启蒙思想家，都曾尝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做出诠释。就在二三十年之前，人们还可以从这一思路出发，坦然地书写一部以“欧洲特殊道路”为主题的世界近代史。今天，人们则尝试撇开欧洲（或“西方”）的自负心理去探讨这一问题，并通过普遍化和相对化的方式去除特殊道路思想中的偏激成分。正如米特罗尔所说，“文化空间的特殊道路有许多种，而欧洲只是它们当中的一种”。在这场讨论中， 19 世纪之所以重新受到关注，是因为在从事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近代早期阶段的社会经济差异，并不像以往史学家所判断的那样严重，贫富的“世界剪刀差”（Weltschere）或“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在时间上也因此被推迟到19世纪。明智的做法是：抛开有害无益的“东西”二分法，从具体事例出发，对欧洲（无论其具体定义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进行衡量，而这一点只有从历史现实的分支领域入手才有可能做到。

题图来自：w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