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政府都采取了怎样的愚蠢政策?
又一本巴巴拉·W·塔奇曼的著作。“她的文字闪烁着光芒……一本关于政府之罪恶与愚蠢、关于人民为此遭受的深重灾难的寓言书。”——《纽约时报书评》说。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1912 — 198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 1963 年和 1972 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书籍摘录:
结语 “船尾的明灯”(节选)
如果经受一次又一次挫折却明显不思悔改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愚蠢行径的主要表现则是拒绝理性思考。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是“思考的火焰”,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航标,而国家的国王或统治者被认为是“神圣理性的奴仆”,上帝派他来是为了“维护地球上的秩序”。该理论的初衷令人欣慰,但现在“神圣理性”往往被非理性的人类弱点,比如野心、焦虑、追名逐利、爱面子、幻想、自我妄想、成见等左右。虽说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过程,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始终循规蹈矩、完美无缺。
特洛伊人一觉醒来,发现希腊军队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他们的城墙外留下一个奇异而可怕的巨大怪物,此时,理性的思考明白无误地告诫特洛伊人,这可能是希腊人的诡计。他们至少应该采取理性措施,检查一下木马中是否藏有敌人,包括拉普斯长老、拉奥孔和卡桑德拉在内的人都曾急切地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一做法很容易想到、毫不费力,但最终没人这么做,特洛伊人从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做出理性的抉择。他们贪婪无度,巧取豪夺,为了一己私欲而肆无忌惮。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会对选民的要求做出理性的回应。那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及美国对越南相继采取的措施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决策者对中肯的建议置若罔闻,对合理的推论视而不见,经常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愚蠢荒唐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自说自话。
如果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缺乏理性,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将影响国家范围内从公民、社会到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创立西方社会思想基础的希腊哲学家所深切关注的问题。欧里庇得斯在他最后的剧作中承认,道德的善恶非常神秘,像被蜘蛛咬了一口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诸如神仙圣灵的干预等,都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当谈及政府时,柏拉图认为,明智的统治者最在乎他最钟情的东西,也就是最符合他自己利益的东西,而这就应该是国家最高利益。但柏拉图并不确信统治者是否总是这么循规蹈矩,于是就建议在国家未来统治者当政之前,应对他们进行考察检验,以此作为警示程序,确保他们按照规则发号施令,施展抱负。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人们又将个人责任返还给外部和超自然的力量,把自己交给上帝和魔鬼处置。 18 世纪曾经有过短暂的理性统治的辉煌时期,但随后弗洛伊德又将我们带回到欧里庇得斯所说的时代,黑暗的统治力量重新抬头。不论人们有多么良好的意图、多么合理的愿望,隐藏在灵魂深处不受理智约束的力量还是积习难改、一成不变。
影响政治方面愚蠢行径的最主要因素是权力欲,塔西佗称之为“最明目张胆的欲望”。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因此政府是实现这一欲望的最佳介质。经商也能带来某种权力,但只限于为数极少的顶尖成功人士,而即便他们也难以享受公职人员的权势和头衔,也没有后者红毯铺地、摩托开道等威风凛凛的气势。其他职业,比如体育运动、科学研究,专业人士、创意和表演艺术等,能够获得各种形式的满足感,但却无从接近权力。
托马斯·杰斐逊比大多数人都位高权重,而他对官职的看法也最尖酸刻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人觊觎官职,他的行为就开始堕落。”
权力放纵是愚蠢行径更大的诱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家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前进行了美妙的设想,然后开始怀疑并得出结论,认为法律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唯一屏障。在他看来,无论给谁过多的权力,就像一艘船的船帆太大,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庸已经不复存在。权力放纵一方面导致混乱,另一方面导致不公。
统治者及决策者为了维护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愚蠢行径。蒙特祖玛就因此迎来最为悲惨的命运。
在第一阶段,僵化思想确定了处理政治问题的原则和界限。在第二阶段,当出现不同意见,机构无法运行时,没有人对最初的原则进行调整。这时,如果决策者足够睿智,就有可能重新审查并思考进而改变路线方针,但这种情况寥寥无几。由于思想僵化,缺乏变通,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增加投入;基于错误的举动制定的政策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但决策者却一味坚持,从不放弃。赞助方投入越多,陷入越深,越是难以抽身而退。在第三阶段,虽一败涂地却不知悔改,损害日益严重,直至造成特洛伊沦陷,新教脱离教皇,大英帝国失去美洲,美国在越南颜面尽失。
问题的症结在于顽固地坚持错误。政府官员在错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就像听命于具有神奇力量的梅林的指引。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梅林的描述,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偏离正轨的行为做出解释,但除非我们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作为新的魔法,不然就会发现人们确实存在选择的自由。
对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而言,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越战期间的悲剧就在于,让一位缺乏自信的总统指挥大撤退。我们再回到伯克所讲的话,“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真正的智慧,而一个伟大的帝国却与众多胸无大志的人一起病入膏肓。”如果认识到坚持错误的做法已经变成自我破坏行为,这就是一种检验。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应该始终不厌其烦地了解形势,耐心倾听所询事情的真相,如果发现有人顾虑重重而有所隐瞒,他应该雷霆震怒。政府需要的就是想要了解每件事真相的人。
拒绝从消极的迹象中得出推论,也就是“榆木疙瘩思维”,在本书中占了相当篇幅,而乔治·奥威尔在其《1984》,这部近代最悲观的作品中,意识到了这一思维方式,并称之为“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指的是在危险念头刚一出现,就好像出于本能而突然中止的一种能力。它包括不领会类比的能力,不能察觉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对哪怕最简单的理由产生误解的能力……以及对能够导致旁门左道方向的思路感到厌烦或排斥的能力。总之,犯罪中止指的是一种保护性的愚蠢行为。”
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或者如何才能避免出现保护性愚蠢行为,而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也可能需要学习。柏拉图的方案里,既包括培养,也包括教育,但这一点我们从未有所尝试。而中国文化中曾有过显著的尝试,这就是他们的科举考试,但并没有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清朝官吏必须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习,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许多人被淘汰,但中举的人里照样有人贪污腐败,懦弱无能。最终,这一制度由于收效甚微而颓废衰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个这样的方案就是使用外国人。土耳其亲兵是一个更大的机构—卡皮·库拉锐(Kapi Kullari),也称奴隶集团,其成员担任从宫廷厨师到大维齐尔的各个职位。这些人主要由基督教儿童组成,他们从小离开父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抚养长大,并在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教育体制中接受方方面面的任职培训。
在17世纪的欧洲,历经“三十年战争”涂炭后的普鲁士还在勃兰登堡统治时期决定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和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消除贵族对军队的控制,申请公务员职位的人都从平民中选拔,且必须完成一系列课程的学习,这些内容涵盖政治理论、法律及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刑罚学和法规。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考试和任职试用期后,他们才会得到正式任命,明确任期,并有升迁机会。较高职位的公务员队伍采取另外一种选拔制度,不从中下层职员中提拔晋升。
普鲁士制度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 1807 年被拿破仑打败,还是经历了 1848 年的革命浪潮,国家都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那时它就像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公民移民美国,大量人才流失。然而,普鲁士运用多年积聚的能量,在 1871 年成功地团结德意志各邦,组成了以普鲁士霸权为主导的帝国。但也正是这一成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它就此滋养了自负傲慢的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望,并在 1914 —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
政治上的冲击让英国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无论是失去美洲大陆还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都没有撼动英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在 19 世纪中叶,随着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1848 年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终于波及了英国。有人可能以为当局会惊慌失措而采取反动的逃避方针,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审时度势,责令对政府自己的做法进行调查,随后几乎都在保护有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结果,调查部门报告说,国家需要根据教育和特长建立长久的公务员制度,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进行连续管理和维护,而不是依据政治上的激情来处理瞬时的问题。虽然遭到了强烈抵制,但该制度在 1870 年获得通过。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脱颖而出,当然也出现了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和布伦特这样的人物。英国政府在过去 100 年来的历史表明,除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外,其他诸多因素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美国,设立公务员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政治赞助和为一己之利的财政拨款,而不是发掘优秀人才。
在美国,选举过程主要是展示筹集款项及打造形象的商业技巧,经过了一轮又一轮这样的过程,美国的选举跟大流士成为波斯国王的过程几乎别无二论,对候选人的资质毫不在意。
随机选择之外的其他因素减弱了“思维之火”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国家元首而言,政府部门头绪繁多,各种问题多如牛毛,难以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一刻钟的会谈与阅读 30 页的简报之间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这使他对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只能做出一些十分保守又愚蠢的决策。与此同时,官僚机关,为安全起见今天重复昨天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台庞大的计算机,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机械运作,然而一旦程序错误,则只会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些错误。
首先,是职位的诱惑,在美国指的是波托马克狂热,令政府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官僚政客梦想飞黄腾达,高级官员希望扩展权力范围,立法人员和国家元首想要连选连任;为了这些追求,他们的一个指导原则便是,尽量多取悦人,少得罪人。明智的政府会要求身居高位的职员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须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运用渊博而专业的知识,谨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但他们头脑中想的是连选连任,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以此为准绳。
这里充斥着野心和贪腐,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因此,在寻求建立更明智的政府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首先对公职人员的品格进行评估,而主要就是英勇无畏的德行。蒙田补充说,“野心勃勃之人未必刚毅果敢,只有兼具智慧和理性且循规蹈矩之人,才可能具备如此品质。”
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样的美德,但在我们的制度下,它们远远比不上金钱和冷酷无情的勃勃野心,只有后者才决定着选票的多寡。也许教育选民要识别哪些人品行端正从而对他们进行奖励和肯定,同时摒弃鱼目混珠、招摇撞骗的行为,比教育政府官员更重要。或许时势造英雄,明智的政府更需要一个生机勃勃、求实创新的社会的滋养,而不是一个纷争不断、令人困惑的社会。如果约翰·亚当斯是正确的,即政府“现在与三四千年前相比一点儿都好不了哪里去,”我们自然不要指望有多大的改善。我们只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样,有时云开初霁,有时阴云密布,时而辉煌壮丽,时而衰落沉沦,就此稀里糊涂地过且过罢了。
题图来自:voxpopuli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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