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欧洲视角下的美国革命,有着怎样的光荣和偶然?

曾梦龙 · ·

“塔奇曼以独特的方式精彩地分析了美国革命,将战争置于英国跟法国和荷兰长达数百年的纷争中,展示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救助使得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她以崭新的笔触揭示了交战方海军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为乔治·华盛顿将军绘制了一幅精彩的肖像,并通过引人入胜的细节重新描绘了至为关键的约克敦战役。”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 1963 年和 1972 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书籍摘录:

第八章  法国介入(节选)

法国和叛军结盟自然使它成了英国这个霸主的敌人,而这正是法国的用意。当然,法国波旁王朝的政策并不是因为赞同杰斐逊的原则:一个民族必须“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尽管是波旁王朝现在引为同盟的这个盟友阐明了这个原则,但这并不符合一个君主的想法。没有上升到那样的哲学高度,法国的动机极其简单,就是要跟英国作对,这种敌意源自 1066 年以来长达 7 个世纪的对抗,以及法国想要挽回在“七年战争”中所遭受损失的愿望。因此,是旧世界的权力争夺,而与美国无关,导致了法国的介入,使美洲殖民地得以脱离英国,赢得独立。这个同盟由两项盟约构成,一个有关友好贸易,而另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双方任何一方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前,均不得与英国单独媾和。

1778 年 7 月,即法国与美国签订盟约五个月后,法国向英国宣战,一年后,西班牙也根据《波旁家族盟约》的规定加入战争。西班牙加入战争的要价是法国答应帮助它收回直布罗陀和米诺卡。

法国最担心的事是殖民地会与其母国和解,恢复其母国的贸易、殖民地及航海地位,这将使得英国重新居于显要地位,而法国主要的参战意图恰恰是削弱英国的地位。正是由于本杰明·富兰克林故意暗示法国可能会和解,法国也认为自己侦探到一些和解的迹象和征兆,这才促使他们签订了盟约。不得单独媾和的誓约使法国无须再担心英国会与殖民地达成和解——至少当时是这样。后来又一次的担忧,是因为英国自己提出与殖民地和解。

法国参战 17 天后,在英吉利海峡靠近法国海岸的韦桑岛(Ushant)附近爆发了舰船之战。这场战斗与美洲战争无关,但从长远来看,此战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战争实力,即便不是实在的削弱,至少无形中是如此。法国的目的是控制海峡,作为入侵英国的准备。英国已经获得情报,得知有两个法国舰队正从布雷斯特和土伦开出,因此英国的意图是阻止这两个舰队汇合,如果它们汇合了、联手驶向英吉利海峡,就发起攻击,除非它们的战斗力“明显处于优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立即返回,争取增援。英国海峡舰队的指挥官是奥古斯都·凯佩尔上将。发现法国舰队驶在最前面的两只快速帆船后,他急切地想投入战斗,迫不及待地就向它们开火了。

在韦桑之战中双方各有 30 条主力舰船参战,没有舰船被俘获或者击沉,因而双方舰队都无功而返,回到各自的港口。英国公众原本希望看见自己的舰队凯旋,腰带上挂着法国人的头皮,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便想找个替罪羊,于是陷入激烈的争执之中。

当朴次茅斯的军事法庭热切地宣布凯佩尔无罪释放的时候,兴奋的情绪异常高涨。伦敦的群氓为了庆祝洗劫了帕利泽的家,还把诺斯首相家的窗户玻璃全都砸得粉碎。那时的海军军官几乎清一色都属于辉格党。

当时海军最上层由专员(Lords Commissioners)掌控,这些专员都是职业海员,通过在议会中占有席位而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其中海军大臣在更小的、由八九名大臣组成的全国性管理机构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管理着数百艘战舰,火炮数量足以装备一支陆军,人员数量亦足以充任各级军职、造船厂、世界各地的供给码头及仓储码头。

一位叫杰弗里·卡伦德(Geoffrey Callender)的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是韦桑的僵局导致了历史性的结局。因为如果当时法国遭受失败后龟缩在他们的港口,他们就不可能来为美国人提供救援,故而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英国粉碎了美国革命,美国仍是大英帝国的一员。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说明无论多么有趣,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对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进行并维持封锁,只能取决于英国的意愿和能力。但舰船的首要责任乃是保护贸易,为从直布罗陀到锡兰的远方基地提供防务,在此情况下把一支舰队束缚在静止状态是不大可能的,哪怕在韦桑取得了胜利也是如此。

现在通常认为,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败,主要是由于海军不够强大,这种观点是可以讨论的。毫无疑问,皇家海军不团结,军纪废弛。海军舰船数量不够,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由于造船厂的唯利是图和海军部专员的漫不经心,舰船的状况很糟,以至于一艘用国王的儿子命名的“威廉王子”号(Prince William)舰船竟然在停靠在泰晤士河时沉没了。管理者才智有限,经验很少,没有统一的战略,却对获胜有无限的信心。可英国人并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在这场战争的任何一刻,他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获胜的可能性。如果对法国港口进行封锁,就会牵制大量舰船无法调动,这些船的底部会因为海洋生物丛生而发出臭味,更何况封锁需要战时内阁做出一致的决定,但这个内阁从来就没有想清楚,为了把海军兵力集中于一处实施封锁而削弱军力是不是值得。这些被牵制的兵力本可以去为商船护航,或者驻守加勒比及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和本土岛屿。

就像过去和后来的帝国一样,现有资源无法支撑帝国的过度扩张。无法做出决定是一个主要弊端。桑德威奇勋爵曾央求国王,要求“内阁会议”把达成的决定形诸文字,“一旦有问题出现争执,就应该明确做出决定,而不是像现在一再发生的那样往后拖延,却不做出任何决定”。战略上的主要失误在于,未能就达成某一目标集中调动现有资源,赋予该目标绝对优先权。尽管俗话说人们常常忘记前车之鉴,其实人有时候还是会吸取教训的。在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与英国达成一致的决定—优先考虑欧洲的防御,先击败希特勒—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失败。

在 1778 年的英国,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国王没有这种果断。虽然乔治三世做起决断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征服,而绝不操心如何征服。皮特走了, 4 月法国与美国结盟时,他中风倒下,一个月后去世了。国王的两位主要的战时大臣杰曼和桑德威奇均富于决断,但是未用到实处,因为他们都没有清晰的战略计划,在实施任何酝酿好的计划时都拖泥带水。英国在战争结束前所遭受的最大失败是在萨拉托加,之所以大败,仅仅是由于疏忽:豪和伯戈因的部队按原定作战计划本应该会合,形成钳形夹击之势,但两支部队未能同时获知有关他们的部队的调遣计划和时间。

自满是像中国那样长期存在的大国所特有的秉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中国的四周都是蛮夷。那些不幸“生于化外”的劣等人若想一睹龙颜,只能行跪拜之礼,把脸贴在地上。英国人虽未到这种程度,骨子里的想法亦相去不远,唯我独尊,仿佛自己是这世界的月亮,影响着国际局势之潮汐。

自大的危险在于,自高自大的人认为,影响着自己打交道的人的当地因素和条件是无关紧要的。遭遇美国革命的英国人,对美国人和从一个大洋延伸到另外一个大洋的广袤大陆都不感兴趣。从没有哪个英国君主曾亲眼见过大西洋那边属于他的那块领地,从 1760 年到 1775 年这 15 年里,殖民地积怨越来越深,终至爆发,但没有哪个大臣曾经造访殖民地,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些桀骜不驯的民众恼火,以及他们都是怎样的人。最终这造就了无知,而无知在战争中是不利的。

“知己知彼”乃是战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但这在英国人与美国人打仗时是完全缺乏的,英国人的自大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做出努力去弥补这种了解的匮乏。

更为关键的是负责战事的主要大臣乔治·杰曼勋爵的态度。他之所以能够凭借国王的青睐得到这个职位,是由于他积极鼓吹“倾帝国之力”毕其功于一役,最终让殖民地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归顺,或者遭受毁灭。这便是政府对叛乱分子所了解的程度。

战争从一开始就缺少计划,因为英国人认为,镇压叛乱用不着什么计划,只要予以痛击就行了。之所以会马马虎虎,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军力之优势实在太大,根本没有必要花太多力气。更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国内的纷争。而英国国内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更加基本的因素,使局面大为恶化。

政治让英国在美国战争中失利,其作用不可小觑。英国人对政治的热衷,与其说是关乎不同的信念体系,倒毋宁说在意的是谁上谁下。这种情绪通过凯佩尔与帕利泽的官司而传入海军后,就像一把刀子,严重削弱了高级军官之间的凝聚力。正如拉克索尔告诉我们的,舰队中的“党派和派系之争如此激烈,几乎已经消解了任何对国家的爱”。

在凯佩尔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桑德威奇失去了信任,唯一的例外是国王。国王依赖他,也不了解让舰队运转的各种因素,对自己所听到的深信不疑,想当然地认为皇家海军就像是英国的雄鹰,会毫不犹豫地扑向自己的敌人并毁灭之。他无法更换大臣,因为担心自己不了解的那些人还不如自己所了解的人。于是他紧紧抓住桑德威奇,正如他曾经抓住比特(Bute),现在又紧紧抓住诺斯勋爵一样,就像沉入水中的游泳者,在遭受灭顶之灾时,会紧紧抓住杆子。

反对党对这位海军大臣很是不屑。凯佩尔在韦桑之战前被任命为大舰队总司令时,当时很有名望的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写信给凯佩尔说,他不认为这个任命值得祝贺。如果桑德威奇有支“很糟糕”的舰队要派遣的话,他“很乐意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去指挥这支舰队”。他建议凯佩尔和他的军官亲自检查每艘船,而“不要相信桑德威奇勋爵,哪怕是绳索纱线之类的事”。

英国最担心的是法国与美国叛军结盟而成为自己的敌人,现在这已经变为现实。这在力量对比上对英国很不利,很多执政党成员开始确信,当务之急是把英国从这场花费巨大又徒劳无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应对法国的挑战,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与殖民地达成和解,正如辉格党一直以来所主张的。逐渐地,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谓的“政府那些善于思考的朋友们”——他指的是跟他一样的人[ 吉本在 1774 年被选为议员,他对政府持支持态度。]——注意到这样一个让人气馁的事实:这场战争是无法打赢的。查特姆伯爵,亦即那位了不起的前皮特首相,在 1777 年 11 月 20 日的一次发言中最先指出了这一点。在他还未获知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在上院发言时说:“我知道征服英属美洲是不可能的。我冒昧地向你们指出,你们无法征服美洲……”这场战争“从原则上说不正义,从手段上说不现实,从结局上说是毁灭性的”。征用“那些强盗般的雇佣军孩子们”(指黑森雇佣军及其他日耳曼雇佣军)已经引起了“深仇大恨”。“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正如我是个英国人一样,如果我的国家正遭受外国军队的入侵,我是绝不会放下武器的—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英国坚持要殖民地屈服,将使自己失去殖民地的种种好处,比如贸易以及支持英国对抗法国等,而英国将收获的只是重新对法国和西班牙开战。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终止敌对行动,通过谈判签订和解条约。

题图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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