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推荐书的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在微博、微信和知乎大号里一些有意思的人，给我们推荐了一批书。这些人包括知乎创始人周源、果壳创始人姬十三、微信公号“世相”创办者张伟、微信公号“利维坦”创办者吴淼和编剧史航等。当时的推荐邀请是说：请推荐一年之内你认为不错的书，它可能对你的职业有帮助，可能就是单纯的好。不限中英文。

今年，我们决定稍稍改变推荐的方式。

在任何时代，专业读者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些人对书籍推荐和评论的价值判断，可能成为我们选书的重要参考，甚至书评本身也可成为阅读的书籍，比如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

我们邀请的作者当然不都像托尼·朱特在书中那样沉重地反思 20 世纪历史。这些人更年轻、有意思、眼光毒辣，而且并非专业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乐于分享新知和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图书推荐+长篇书评”的形式把他们介绍给你，给你提供对读书这件小事的一点参考。

基于个人经验的不同，每个人推荐的书籍和书评自然风格各异，琢磨这其间的差异本身也是件蛮有趣的事。从 10 月 1 日到 10 月 8 日，我们会每天发布一位作者的推荐书单和书评，希望对你有用。如果你在身边还发现了一些不错的专业读者，请留言告诉我们，也许你会在不久就看到他的文章。

这是第三位，赵益民。

赵益民，豆瓣上他叫“短章”， 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空间与权力、城市政治经济及土地政治问题 。接下来，你会看到大量有关城市和空间的研究书籍，就算是小说，也和城市有关。

虽然一些推荐语读来颇为艰涩，但相信这些书可以帮助你系统地认识自己身处何处。可惜的是，它们中的一些还没有中译本出版。

书籍推荐

文/赵益民

The Urban Revolution 

作者：Henri Lefebvre

出版社：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出版年： 2003 年 2 月

城市化的迅疾过程已经让城市空间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再也逃不掉的名词，但是在理所当然地选择和确认自己之于城市的位置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对城市、空间、城市社会这些概念有足够的理解？这本小书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一本代表性著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去重新思考城市状况，以及反思自身在面对城市过程时的立足之处。这本书的法文版出版于 1970 年，在火热的六十年代之后，却又在《空间的生产》之前（后者是列斐伏尔最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出版于 1974 年）。列斐伏尔在书中秉持着自己一贯的历史主义和左翼立场，对城市 (city) 和城市社会 (urban society) 做了隐喻性却又不失精当的区分。他一方面揭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如何被资本和国家主导的抽象空间侵蚀，另一方面将“城市社会”这一新的形式视作一种“具象的抽象物”(concrete abstraction)，以期能够在空间层面构筑新的中心性，并基于此重塑政治和日常生活。顺便提一句，书中首次提出的“星球城市化” (planetary urbanisation) 概念借鉴了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基地》系列中创造的城市川陀 (Trantor)，并在近几年成为城市研究界新的前沿。

For Space

作者： Doreen Massey

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Ltd

出版年： 2005 年 3 月

空间是整个地理学科的关键词，不同的学者和流派对它有着大相径庭的解读方向。本书作者的学术背景可以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维度的交叉点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结构思潮的影响），双重关切有力地促进了她对空间等核心概念的反思。在这本出版于 2005 年的书里，作者期望能够在关系性的地基之上构造一种作为方法的“空间”概念，然后借助这个概念重新激活政治。激活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打破种种隐藏着的空间拜物教，比如结构主义者对空间的推崇事实上导致了空间的取消，而后现代主义者对前者的反叛只是造就了另一种同样肤浅的时空观；二是批判本质主义的地方/空间二分观念（这里被攻击的靶子包括但不限于海德格尔、段义孚和大卫哈维的早中期著作），从而在拒斥“地方诗学”的基础上重构空间概念内蕴的“在地联结”和“鲜活感”。这本书也不厚，同样值得阅读和重读。我最近一次重读是在 2015 年，并且又一次花费了很宽广的时(空)间：从三月的曼彻斯特到四月的芝加哥，再到五月的纽约，最后终于在六月的伦敦完成。又及，本书中译本名为《保卫空间》，实为误译无疑——玛西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框架有着深入的批判，并不会借鉴后者在图书命名方面的“经验”。如果说阿尔都塞的 For Marx 还可以用“保卫”一词来翻译的话，玛西对空间的感情就远非“保卫”可以概括的了。

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作者： You-Tien Hsing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  2010 年 3 月

列斐伏尔和玛西对城市、空间等概念的解读主要发生在理论层面，邢幼田的这本书则构成了一个从理论通往中国城市转型之现实的纽带。作者在书里立足于地理学对城市空间及其转型的关切，同时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素材，叙述了很多城市故事，提供了很多的洞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中国的地方政府自身是如何被城市化的(the urbanisation of the local state)：与其说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发生，不如说他们在借助这一空间机制实现自身在资本积累 (accumulation) 和领土化 (territorialisation) 方面的野心。这样的过程却并不由地方政府垄断，其他各方利益主体也交织其间，构成了一幅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图景。为了让叙述逻辑更加通畅，作者首先在理论层面借用了德勒兹对领土化/去领土化/再领土化的论述，然后在现实层面倚重于中国城市转型的一个空间分类（由城市核心区、外围空间、乡镇飞地构成的类型学）。这里被预设的理论和空间框架虽稍稍有损叙述的深度，但本书总的来说已经足以称得上是了解当代中国土地政治与城市政治经济转型的最完美入门读物。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作者： Andy Merrifield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出版年：  2013 年 4 月

本书的核心关切是时下流行的所谓“进入城市的权利” (the right to the city) 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还有效的问题。反思的语境则是 2010 年以降，日益流行的、与社交媒体深度结合的城市空间占领运动——从突尼斯到埃及，从 St Paul’s Cathedral （伦敦）到  Zuccotti Park （纽约）。面对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作者返回到“故纸堆”，开始寻找应对之策。他找到的最主要理论工具是前述列斐伏尔对城市 (city) 与城市社会 (urban society) 所做的区分：如果说城市是历史地形成了的空间实体 (entity)，那么城市社会更应该被视作一种纯粹形式 (pure form)，这一形式并不具有自身的形状，而只能由其间的人类实践共同形塑。在这种意义上，呼吁“进入城市的权利”并不能带来重塑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而更可能继续局限于资本-国家建构的“权利”神话里。与此相反，晚期阿尔都塞所提倡的“相遇的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则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 (Grundrisse) 的若干思路，以及德勒兹关于“意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Sense) 的论述，为在变化的城市境况里构建政治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方案——比如，这个框架在分析“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就比“进入城市的权利”框架更为有效。

Global Gentrifications

编者：  Loretta Lees  ， Hyun Bang Shin  ＆ Ernesto López-Morales

出版社：  Policy Press

出版年：  2015 年 1 月

Gentrification , 中文常译作“绅士化”、“士绅化”、“中产阶级化”。常常有不明真相的观众以为这个词指代的空间变迁过程是一种正当的、“现代化”的、值得推崇的现象，但是在学术讨论中，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这个词首先由英国地理学家  Ruth Glass 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指称伦敦市区工人社区逐渐被中产阶级接管的过程。在目前的使用中，这个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根据本书作者们的观点，只要出现了城市空间的转型，并伴随有对原住居民的强拆和迁移，就可以视作“绅士化”的发生，它的核心内涵是空间变迁过程中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恶化。按照这一界定，目前在我国城市中广泛发生的所谓“城市更新”、“空间升级”、“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乡结合部“重点村改造”，大多都可以纳入到此框架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本书不仅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层面扩展了“绅士化”研究的视野，也在方法论层面反思着西方城市理论对普世主义的宣称。“比较城市主义” (comparative urbanism) 在城市研究界已经喧嚣了多年，但是具体该怎么做还是众说纷纭。这本书虽然以 gentrification 为分析主旨，但是其核心目的其实是通过细致的案例分析和相互间对话把城市理论从既有的舒适领域里解放出来，力图打破殖民主义式的西方城市理论话语的霸权地位。在这本书中，各章节是按照作者姓氏排序的，这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安排。推荐阅读顺序：Introduction - Conclusion - 感兴趣区域的经验分析章节。

《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

作者：大卫·哈维

译者：王志弘＆徐苔玲

出版社：群学

出版年： 2014 年 2 月

如果评选当代地理学界第一人，大卫·哈维的当选想必会毫无争议，这从他前一段时间在国内讲学时的盛况也可见一斑。哈维从计量革命旗手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巨擘的转型过程直到今日依然是学科思想史绕不开的话题，而他从 1973 年开始出版批判地理学著作以来的思想轨迹演进则构成了另外一支重要的故事脉络。虽则《资本论》一直为哈维所景仰，并构成了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底色，但是在具体的分析和写作中，哈维的思路并没有被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局限。他很善于从自己的批评者那里吸收营养，然后转化并内化到自身的论述结构里。比如，在这本书里，哈维以他的政治野心（寻找转型革命政治的可能性条件）为指引，猛烈攻击康德的寰宇主义 (cosmopolitanism) 构想及其地理学根基，最终将自己的新寰宇主义框架奠基于怀特海以过程为基础的自然哲学之上，并重点突出了关系性时空理论（列斐伏尔也可以归入这一理论取向中）在地理学讨论中的意义。其论述过程围绕着新自由主义、地理学意义上的恶之平庸性 (the geographical banality of evil) 以及诸如空间、地方、领土等地理学基本概念展开，这些思路对于重新理解和认识地理学很有帮助，结语部分从关系性时空角度对国家概念的重构也很有价值。翻译虽有少量瑕疵，总体亦属上乘。

《地图集：一个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学》

作者：董启章（文）/杨智恒（绘）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1 年 6 月

把时间空间化，大概是这本以香港地图为主体的小说最吸引人之处。地图非疆域，但地图的变迁却又与疆域里的故事构成着对应，有时候是追认，有时候是预言。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作者可以声称“虚构是一切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必然是一部自我修改和掩饰的小说。” 但是这部小说的野心不止于此，它的时间切片选择在了不确定的未来时刻，通过“未来的考古学”方法来重构当下的香港时空与社会。在这样的书写格局里，地图（或者说制图术）这种“求真”的符号系统成为承载文学书写里“作假”意图的载体。求真与作假之间的张力更进一步通过对地理学理论的使用得以强化。在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如果只看目录，你真的很难相信它竟然是一部小说：诸如“對應地” (counterplace)、“錯置地” (misplace)、“非地方” (nonplace)、“外領屬性” (extra- territoriality)、“無何有之地” (utopia)、“完全地” (omnitopia) 这样的地理概念充斥其中，简直让人一头雾水。通读全书之后，回过头重新来探究，才会明白作者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在真与假、未来与过去、理论与现实之间，潜伏着的是焦灼不安，焦灼着的是身份认同，而认同着的则是漂泊的“地方”。如果说陈冠中的《香港三部曲》讲述了他那一代香港人的故事，那么包括了这本《地圖集》在内的《V 城系列四部曲》则描摹了董启章这一代香港知识分子正在变化着的心路历程。

《中世纪的城市》

作者：亨利·皮雷纳

译者：陈国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6 年 7 月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论述欧洲城市的兴起过程，但是其核心却又似乎并不在城市本身。在皮雷纳笔下，城市不是社会变迁的主角，真正重要的是商业和经济，作为副产品的城市仅仅是一定条件下水到渠成的产物。当穆斯林在 8 世纪关闭地中海时，加洛林王朝恰好登上历史舞台，这二者并非巧合——墨洛温王朝被加洛林王朝取代，正标志着法兰克从海洋国家走向内陆：隔绝、封闭、没有出口，真正的中世纪其实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中世纪欧洲在经济上最黑暗的年代仅仅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便迎来新的曙光。从 10 世纪开始，西欧进入到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幅提高，商业贸易开始复兴。 1096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标志着伊斯兰最后的退却，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就这样，“新欧洲”逐渐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基本特性：市民阶级不断壮大，贵族不断退却；最终，“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和地中海交通的堵塞，西欧经济在中世纪前期不会如此不堪，城市也不会那样破败。相应地，如果没有商路的重新开通，城市复兴和后来的文艺复兴乃至工业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中世纪和现代其实仅仅是一线之隔。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从来没有中断。表面的巨大沟壑之下所隐藏的暗流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逻辑。只是，如果不去仔细勘探，几乎无人会注意到那些细流。

《望春风》

作者：格非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6 年 6 月

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但是它的高潮却出现于城市化如火如荼的故乡消失之时。据格非自己说，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源自《江南三部曲》的溢出。也许故事的框架依然奠基于其三部曲的时空系统之中，但是当故事结束的时候，作为一个空间实体的故乡也结束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本书。在书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者——退休的工厂图书馆管理员赵伯渝——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孩童时就经历着时代变迁在村庄投下的各种阴影，这其中裹挟了他的母亲的离家出走，也裹挟了他的父亲的非正常死亡。他半生的种种遭遇都在书中以人物为线索组织起来，由他自己口述出来。故事在缓慢流淌，一直流淌到他离开家乡、进入工厂、市场化浪潮、城市化开场，一直流淌到他遭遇面目全非的故乡。最后，是便通庵这个旧时的遗存，在改造了一番之后成了他的栖居之地，成为他书写半生回忆的地方。这样一个空间隐喻可以做很多种解读：它既是故乡与回忆在当下现实的投射，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在地的乌托邦，表征着“故乡”在实体和概念两个层面的消逝与不可及。但是不管怎么解读，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其实提醒了我们去反思，在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故乡的消逝时刻，我们在留恋什么，又能够做什么？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同样是讲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格非这本书比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写作（比如《炸裂志》）多了不少嚼劲和深情。

书籍评论

《落脚城市》

作者：道格拉斯·桑德斯

译者：陈信宏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12 年 2 月

我们在约束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

文/赵益民

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得之则诸事顺遂，反之则矛盾频发。这便是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未来》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什么是落脚城市？落脚城市是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飞地。它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落脚城市有自己的野心。它从未自视为贫民窟而不思进取。恰恰相反，它给新落脚的移民提供了工作之海，提供了自雇劳动的机会，提供了四方街邻的关系网络，同时还维系了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平衡——它是转换器，而非贫民窟。

的确，这一地带的贫困率从未下降到人们期望的水平。但是落脚城市的贫困恰恰是它们的成功之所在。作为转换器，它们本身并不必然走向中产和绅士化，它们的最大功效是给人提供条件，帮助其中的居民在社会等级的攀登之路上加快步伐。每当前一批居民因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搬进更高档的社区，填空增补而来的必然是新一批贫穷的新人——贫困率依旧，甚至有所上升，但是谁能否认此 arrival city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

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或者（按照正统的观点来看的）“问题”，首先与居住其中的人密不可分。所谓落脚，指的就是新移民进入城市后的登陆之所。毫无疑问，城市的新移民一定来自乡村。所以落脚城市本质上还是一个空间容器，这个容器中发生了一种身份的转变——村民变为市民。这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涵盖着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人。

作为记者的桑德斯凭借非常细腻的观察，探讨了人口迁移的重要环节。他发现，归乡的路在很多国家事实上构成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一个重要环节。归途成为外出漂泊的旅程的一段，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之所以如此，可以用 Charles Tilly 曾经提出的“连锁式移民”策略来加以分析。背井离乡的村民们在决定进入城市时，需要放弃的不仅仅是曾经一成不变的物候与作息，更包括一整套已经习惯了的社会习俗和关系网络。他们不敢彻底摆脱农村，不敢在建立起稳固的城市社会安全网之前放弃原有的网络。因此他们需要以落脚城市为基地，推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迁徙和再造。为了维系旧有的社会网络，他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与故乡的关联，而这便是通过每年一度或者数度的归乡路完成的。

除了人口之外，落脚城市之中最为重要的话题就属土地了。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而不是别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新移民攫取了这块土地？根据桑德斯的观察，落脚城市的土地基本都是国有的荒地和废地，私自侵吞国有土地以供给居住是一个国际现象。不过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产权的划分越来越明晰，另一则是可用的城市空闲土地也越来越少。

中国的城市在面临移民进入时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那样措手不及。我们在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在等待城市化的降临，而外来移民的涌入正是空间变革的第一步。每一个村庄都收容着相当数量的移民，他们愿意忍受匮乏的基础设施（当然，与故乡相比设施水平已经相当高），愿意拥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实在美妙，足够打动他们忍受当下的苦痛。

可中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也就此扩大了。在几乎每一个国有土地被私人攫取的国家，事情发展到最后都以将土地授予占有者告终。因为城市政府最终会意识到：所有权的保障是关系到落脚城市发展前途的一个核心议题，缺乏保障的处所也就相应地缺乏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的动机。这样的授予也就意味着新移民成为有产者，被裹挟进入经济体系之中，并且拥有了自主创业的种子资金。可是我们的城中村里，移民们所拥有的微乎其微。他们不可能占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凑足够的钱、给自己提供足够坚实的生活保障，因而和农村的纽带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将是僵硬而无法打破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选择授予土地所有权给居民，强势的市政府会主动出击，推行各种看上去很美的所谓“贫民窟改建计划”。这些计划以空间更新为己任，却把空间的社会内涵掩盖得毫无踪影。在改造完成之后的街区，最常看见的风景便是点缀在广场和大街之中的低密度中产阶级住宅。可是居民们呢？原住民是否还有机会迁入这一地段，他们是否还有足够充足的交往空间，他们还能维系曾经紧密的社会关系网吗？只注重建筑环境，却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意义，这样的改造是在摧毁而非提升落脚城市的活力。

落脚城市不仅塑造着当下，也在历史中留存着浓厚的痕迹。作者桑德斯甚至直接宣称：巴黎大革命本质上就是落脚城市居民的革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批评小农缺乏阶级意识，认为其不如城市工人懂政治，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其实马克思也被遮蔽了。他忽视了对革命主体的审慎观察，没有注意到落脚城市的居民在革命过程中占了绝对多数，也没有关注这些居民进行革命的诉求。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 1970 年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样，以落脚城市居民为先锋和主力，成功推翻了一个王朝，建立起另一个极端主义政权。这些革命之所以爆发，根源在于利益的危机：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常常是以碾压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而落脚城市居民往往首当其冲。当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推行白色革命，力图以经济增长抵抗赤化危险时，他一定没有想到最终打败自己的并不是什么左翼分子，而只是一群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移民。

白色革命确实成效显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并进而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但是这些移民很快陷入失望。他们发现城市的美好其实与他们无关。没有优良的公寓，没有高薪的工作，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片叫尔撒圣殿的荒地。当他们勉为其难地落脚其中后，国王开始慌了，他害怕移民，担心社会不稳定，于是落脚城市被铲平，移民们终于无处可去。于是最终，一个叫做霍梅尼的教士在历史中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落脚城市与政治的联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绝不仅仅局限于 19 世纪的巴黎或 1970 年代的德黑兰。在土耳其，落脚城市被人称呼为“盖奇康都”，意为夜晚定居之处。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盖奇康都的土地曾经归属于末代王朝的亲王，虽在革命后被国有化，但终究抵挡不住私人侵占的步伐。在这样的区域，权力架构不再是正式的，而是由军事化策略和黑社会人脉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权力结构不断演变，最终形成了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并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暴动。暴乱并没有成功，但也并非徒劳。在暴乱结束后，城市政权开始正视盖奇康都的存在及其问题，并赋予居民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将其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城市政府开始重视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

盖奇康都并没有就此平庸地发展下去。他们的政治兴趣依然浓烈，一个个小政党在这里生根发芽。当世俗政权再也无力掌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局面时，这些在野党迅猛地冒了尖。其中有一个叫做美德党的小党派，日后分裂出一个叫做正义与发展党的组织。再后来，该组织的首脑埃尔多安，一个在盖奇康都出生并长大的移民后代，当选了土耳其总理和总统，并连任至今。

巴黎的“落脚城市”社区同样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地景和社会关系。在柯布西耶幽灵的影响下，巴黎北郊的这些移民落脚地都是笛卡尔式的社区：建筑密度很低，公共空间沦为犯罪地带，居民难以建立交流和互助的社区共同体，漂泊也就成为移民生活中横亘的核心。由于“邮政编码种族歧视”的存在，以及由这一歧视导致的认同感和公平机会的缺失，移民们难以寻找与法国社会相连接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也丧失了与故乡的关联。最终的结果便是 2005 年爆发的巴黎骚乱。当时参与骚乱的少年们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 ——这便是对落脚城市空间性和社会性所做的又一注脚。

落脚城市的时间和空间一直在发展和演变。面对这样的存在，对落脚城市的评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落脚城市是万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相信这一地方才是城市生机的根源。如果考察预期，落脚城市的存在是流动人口向上爬升的必要条件，所以它的意义巨大，这也是本书作者一直坚持的论点；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堪忧，所以它必须得到清理，我们的城市政府大概就坚信这一点——形形色色的“城乡结合部改造”、“清退低端产业”、“减少流动人口”的举措目前正在某些特大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司很少会去思考，这些落脚处的不堪现状里，有多少是空间和移民的责任，又有多少是他们自身的责任。

落脚城市从来不是终点。在农村移民精心筹划的社会流动旅程当中，进入落脚城市只是第一步。在作者看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世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第 278 页）那么，落脚城市及其间移民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作者提出了四个要点：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的社会网络。无论怎么归纳，最重要的目标都是给新移民提供“门路”——也就是阿玛蒂亚·森所说的那些成为真正公民所需的工具和机会。至于这些建议能否奏效，只能在未来通过更多经验性的考察去加以验证了。

尽管本书的故事性有余而理论探索不足，但是记者的敏锐视角和资料的丰富已经足以给我们打开一扇新的观察全球尺度城市变迁的窗户。在这里，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选取的观察角度又是什么，对空间问题、尤其是落脚城市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遵循派克（R.E. Park）所提醒的那种方法：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这个方法在本书里已经有着极为清晰的实践轨迹。

（本文原载于豆瓣网，有删改）

题图来自：bo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