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推荐书的时候。

去年这个时候，《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在微博、微信和知乎大号里一些有意思的人，给我们推荐了一批书。这些人包括知乎创始人周源、果壳创始人姬十三、微信公号“世相”创办者张伟、微信公号“利维坦”创办者吴淼和编剧史航等。当时的推荐邀请是说：请推荐一年之内你认为不错的书，它可能对你的职业有帮助，可能就是单纯的好。不限中英文。

今年，我们决定稍稍改变推荐的方式。

在任何时代，专业读者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些人对书籍推荐和评论的价值判断，可能成为我们选书的重要参考，甚至书评本身也可成为阅读的书籍，比如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

我们邀请的作者当然不都像托尼·朱特在书中那样沉重地反思 20 世纪历史。这些人更年轻、有意思、眼光毒辣，而且并非专业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乐于分享新知和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图书推荐+长篇书评”的形式把他们介绍给你，给你提供对读书这件小事的一点参考。

基于个人经验的不同，每个人推荐的书籍和书评自然风格各异，琢磨这其间的差异本身也是件蛮有趣的事。从 10 月 1 日到 10 月 8 日，我们会每天发布一位作者的推荐书单和书评，希望对你有用。如果你在身边还发现了一些不错的专业读者，请留言告诉我们，也许你会在不久就看到他的文章。

这是第七位，吕晓宇。

吕晓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学术团体共识学社创办人和撰稿人。在他的个人微信公号“晓宇的世界图景”中，他说他想把深刻的观点写成好读的故事。虽然主要是关于政治和经济的严肃内容，但相信这些书应该会给你带来思维和阅读共同的趣味。

书籍推荐

文/吕晓宇

《授人以鱼：思考全新的分配政治》 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作者： James Ferguson

出版社：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出版年： 2015 年 5 月

从前听扶贫的课，我嘀咕了一句，弄这么多项目干什么，不如把钱直接发给居民，他们最了解自己的需求了。此话一出，立刻被经济学同学批得体无完肤。而今，我算是等到斯坦福人类学家 Ferguson 的新书，来为这个业余观点“正名”了。

Ferguson 早期研究赞比亚铜带省，这本新书关注的领域仍是非洲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一种社会福利模式引起了他的注意。比起传统的扶贫措施，这种新模式简单粗暴：直接给穷人发钱。这项措施在拉美出现，在南非发扬光大，全国有 1600 万人受益（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种非主流的济贫方法有没有用呢? 答案是有效。 2002 年到 2012 年，南非饥饿家庭的比例由 29.3%下降到 12.6%，教育和健康程度也有改善，这都证明和现金补助直接相关。 Ferguson 把这当作是经济体系和分配制度变革的迹象，至于这种发展是否会带来治理模式的革命，甚至是出现福柯所想的建立在试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治理呢? 这是 Ferguson 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期待。

《所有皆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苏联的最后一代》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作者：Alexei Yurchak

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 2005 年 10 月

严格意义上，这已不算是一本新书，但是近年政治人类学的佳作。加州伯克利大学 Alexei Yurchak 在这本书中回答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崩溃之前，人们觉着这不可想象，但一旦崩溃发生，人们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苏联和晚期社会主义就是如此矛盾的集中体现：为什么它一方面看上去根深蒂固，一方面又脆弱不堪，对内外威胁十分敏感？ Yurchak 以多年积累的一手素材为基础，从苏联最后一代人（出生于 50 年代和 70 年代之间）的日常生活切入，尝试去解释这种矛盾的根源。建议大家跳过意识形态理论的讨论，直接进入对于苏联后期生活状态的描述和分析，读上去既亲切又遥远。

《历史的人民：人格和往昔》 History's people: personalities and the past

作者： Margaret MacMillan

出版社：  House of Anansi Press

出版年：  2015 年 10 月

写论文时读到作者写 1919 年巴黎和会的书，和看小说一样，还佩服地觉得，怎么能把历史事件写得就像在她眼前发生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英国一战时期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孙女。再后来，她成了我所在学院的学监，其人如其书，平易而不失典雅。

以规劝、自负、勇敢和好奇这些人物特征为主题， Macmillan 把表面上毫无联系的历史人物杂糅在了一起。这其中包括撒切尔夫人、尼克松和斯大林的政治风采，也有哲学家蒙田、探险家尚普兰、旅行作家杜伦的生活往事。全书围绕着纷繁个体的历史角色展开，试图去挖掘那些影响世界行为背后的人格因素。

本书的定位面向大众读者，从而省去了严肃学术中时而过度的细节考究，既有适当穿插的小段子保持趣味，又不失对宏大主题的深度讨论。但本书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把漂浮在空中的历史名人拉回到地面，让你能在身后平行地望过去，打心里觉得他们也不过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

《过誉的强权：现代的政治领导力》  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modern politics

作者： Archie Brown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4 年 4 月

无论民主或是威权的政体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然而强有力的领导一定会产出好的政治结果吗？《过誉的强权》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以苏联研究成名，在英国政府担任高级顾问，牛津大学教授 Archie Brown 以史学家和政治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分析了不同的领导风格和它们所带来的后果。

在横跨美英中苏等国的比较中， Brown 观察到强势的领导不一定会带来理想的政治。好的决策往往得益于“集体领导”的风格，而那些看似弱势的领导（比如杜鲁门）因为虚怀纳谏，善于规劝，从而达成了好的政策结果。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汇集了他“长达五十年政治研究的精华”，难道你不该入手一读吗？

《暗流涌动的大陆：欧洲的未来在哪？》 Turbulent and mighty continent: what future for Europe? 

作者： Anthony Giddens

出版社： Polity

出版年： 2013 年 11 月

1946 年，丘吉尔在瑞士发表讲话，呼吁成立“欧洲联邦国”，以求整个大陆的民众能活在和平和自由之中。七十年过去了，欧洲有了名叫欧盟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却陷入了前所未有危机之中。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近作不仅是要描绘这场危机的深刻，更是要提出一种维系欧洲共同体的思路。

不得不承认，去年刚入手这本书的时候，并无多大感触，倒觉得吉老江郎才尽。今年再看这本书，却成了一剂警世良言。欧盟庞杂缓慢的组织框架，和私底下的大国角力，构成了欧盟体制内两条平行的决策机制，而危机充分暴露这种远离民众体制的风险。

但是，吉登斯并不同意欧洲衰落的论调，认为目前的危机会加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反过来刺激系统的自我调整。无论是更多的主权过渡，还是取代多元文化主义的跨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欧洲是否能重振旗鼓，恐怕只有等待才知道答案。

 Who governs Britain?

作者： Anthony King

出版社： Pelican

出版年： 2015 年 9 月

这本书没什么可多谈的，一本英国政治的科普书。作者 Anthony King 是当代研究英国政治的权威，全书梳理了该国从上到下的治理体系。语言浅显易懂，事例信手拈来，无论你是英国政治文化的爱好者，或是公投后突然对岛国产生兴趣的好奇者，这都是一本居家常备的案头书。

本书属于企鹅书局名下的 Pelican 科普系列，私以为比牛津的通识读本要好一些。两者的理念相似，但 Pelican 显然在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上做得更好。

书籍评论

《谁给亚当·斯密做的晚饭？》Who cooked Adam Smith's dinner?

作者： Katrine Marcal

出版社： Pegasus Books

出版年： 2015 年 3 月

谁给亚当·斯密做的晚饭？——来自女性经济学的反思

文/吕晓宇

2010 年，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 Lagarde 说道，如果雷曼兄弟是“雷曼姐妹”的话，金融危机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样子。她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 Ardur Captial ，冰岛一个全部由女性掌控的私募基金，是本国唯一在金融危机全身而退的私募机构。不少心理研究表明，在风险控制上，男女存在差别。由此推论，一个女性主导的世界可能更和平，更稳定。

我们先不看这些言论本身存在的争议，以上的论点都是在假设前提上。雷曼兄弟不可能是雷曼姐妹，当今社会也不是女性主导。我们无法重写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反思现状，提供一个新的未来。瑞典作家 Marcal 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固有经济学观念致命的缺陷，进而从我们忽视的视角重新描绘了另一种经济生活的可能。

亚当·斯密的晚饭

她首先找到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我们设想一下，当亚当·斯密的晚饭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一顿晚饭是由社会一连串的个体共同造就的，有种粮食的农户，处理肉类的屠夫，沿街售卖的商人小贩等等。每个个体之间紧密联系，不可或缺，才能保证亚当斯密晚上不饿肚子。那是什么把社会中一个个人如此紧密地组织起来的？

很显然，这各环节中没有一个人是自愿无偿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那看似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利益。趋利的本性是这个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爱心或善意，相对而言，是社会的稀缺资源。所以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是节省人的爱心，发扬人的理性趋利。

这种将人看作经济理性的观念一直保留在经济学的核心。冷战结束之后，市场经济的概念一马当先，成为各个国家社会所认知的基本准则。正如撒切尔夫人说的：我们别无选择。直到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大家才逐渐开始反思：为什么市场经济没有带来想象的富裕平等，反而是不公和危机？

更惊人的现象是经济学思维的泛化，它逐渐融入到日常生活，构成我们思维的基本逻辑。在经济学盛行的潮流下，一切现象都被以经济理性加以解读。政治发展，社会变迁，甚至谈场恋爱背后都有经济学。我们乐于把生活中的小细节放在这种思维中，给以理性的分析。这把社会培养的日益功利。我们相信其他人都是理性趋利的，为了不在激烈的竞争被淘汰，短期的利益变得更受关注。老师的重点由传播知识变成了提高分数， CEO 的目光从长期发展变成了短时套利。

在 Marcal 看来，这才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她用了一个真实的事件打比方。喜欢摇滚的歌迷可能都听过 David Bowie ，摇滚界的传奇巨星。 1997 年这一年， Bowie 十分缺钱。他绝对算不上穷，歌曲的版权费每年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但是，他想立马拿到大笔的钱。于是，他给市场抛出了一项产品：他的未来。大家可以掏钱参股，将来按他歌曲发布时获得的盈利来分红。虽然未来的收入没了，但 Bowie 实现了他的短期目标，这一轮他可套现 8700 万英镑（约合 8.7 亿人民币）。

金融危机前的银行在做的事情一样。通过贷款，银行每年能收到稳定的回报。但这样盈利太慢。于是，它们把这些贷款转让给其他机构，告诉说你们可以在未来收回这些贷款和利息。这样一来，本金和部分的利息获得了迅速的套现。不过， 1997 年 Bowie 的投资方没预料到网上音乐下载给版权带来的冲击，金融界也没有预料到 2008 年的当头一棒。

理性不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思维出现了实践上的问题，那是不是思维的本身有内在性的缺陷？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理性人的假设。心理学家在孩子的身上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散发东西给五岁和七岁的两组学生，当五岁的孩子使劲为自己抢东西时，七岁的孩子就开始考虑分配不公的问题了。这说明，理性趋利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正义和其它的价值也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而当代的经济模式让我们一直要做五岁的孩子。

经济学家凯恩斯很早就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经济理性只是人性过渡的一个阶段，当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人会转向其它价值。可惜，他的这个预言并没有成真。在获得了前世未有的繁荣后，发达国家因肥胖的社会问题困扰，欠发达地区却仍有大半的人口生活在饥饿中。经济理性非但没有变迁，反而成为备受推崇的真理。

当爱、公平和正义被排除在了经济学原理之外时，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也一同被排除了：女性。

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餐桌。了解亚当·斯密生平的人会知道，这位经济学之父一生未婚，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即使在亚当斯密被任命为海关官员时，母亲也随他搬迁。这意味着，她的一生近乎都用在了照顾儿子的身上。然而，在亚当斯密思考晚饭的来源时，却忽略了她。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觉得带孩子、做饭和家务是经济活动，也不会把它们列入到 GDP 。但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活动，整个经济体系能否持续？如果没有妇女赶早出门买菜做饭，农贸业的经济链条是无法完成的。但妇女花在路上和家中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没有被算入，简单被当作是“自然资源”。

同时，妇女被看作是照顾者的角色，要仁爱和善良。事实上，一旦女性表现出贪婪自私的迹象，都常被当做是危险的征兆。所以，“经济人”事实上指的是“经济男人”，即便当代的职业女性也是被要求成为男人。爱和女性从经济学原理的开端就是被边缘化的，当下的新自由主义不是在描述自然现象，而是让我们对这种不自然的现象习以为常。

有爱的经济学

经济学不是关于钱的思考，其核心是怎么看待人这个动物。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则诞生于牛顿物理学之后，力求在经济生活中找到万有引力一般的真理。物理学继续向前走了，可经济学却一直在牛顿的天空里。爱因斯坦在谈到他的研究时说，“我就是好奇，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有没有选择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总应该思索另一种可能。

回归当下，我们有方法改变经济模式和它带来的危机么？

Folbre 是一位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她讲过一个故事：如果我们把世界各国看作是在奥林匹克的竞赛中，第一个国家可能鼓励国民撒开腿跑，孩子和老人都被落在了后面。时间长了，前面的人跑不动了，却没有跟上来替他们接力的。第二个国家的策略不同，它让年轻的男人先跑，女性带着孩子和老人断后。一开始这个配合还不错，但矛盾逐渐出现，女人觉得她们的贡献和男人一样，如果没有老人孩子，她们也能跑得一样快，可男人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点。吵着吵着，这个国家也慢了下来。

最后，第三个国家，它行动得并不迅速，社会成员一同行走，照顾着相对弱势的群体，但走得稳健，终于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赛跑中获得了冠军。

这未免是个理想的故事。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向来是复杂的。我们没有必要把爱心和钱，男人和女人作为水火不容的事物。经济学也许可以试图把有爱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严肃的经济范畴，把女人看作是平等的经济主体。

我们用实际的数据来看看女性的家务问题。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做个一个分析，如果把无薪劳动算入到 GDP （这其中一大块都是妇女的家务活动），这将占到现有 GDP 的 41.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国家经济活动都没有被当作是经济贡献。

从世界范围内看，女性移民占总体移民的比例已超过一半，在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 80% 到 90%，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在从事超时低薪的工作。有没有办法能把高效地使用这些劳动力，且把她们的经济活动和人的善心结合在一起呢？

Marcal 在她的书中给出的例子之一就是护理业。这个行业由原本妇女从事的慈善业变成了最有前景的商业机会。全世界的护理行业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在菲律宾， 2000 - 2003 年间有 3500 名医生选择重新培训成为护理员，该国护理员的收入可以到达医生的 4 到 6 倍。美国在未来的 15 年内护理行业将有 40 到 80 万从业人员的缺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表现善意爱心的同时，人可以挣钱，而且挣不少的钱。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的案例。至关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爱心是人性的一部分，和趋利的理性并驾齐驱。同样，它也可以是创造财富的手段，把女性平等地置于我们现有的经济生活之中，让经济向着有爱的方向发展。

钱，不一定是自私的代名词。人还可以爱。 Marcal 不惜引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解释阴阳互补，持续变化的道理。

经济不是数字原理，人创造了经济体系，因而也能改变它。改变是全人类的努力，不是单个群体能达到的，任何群体也不该把自己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

正如书开篇所说的，女性主义一直关乎经济。弗尼吉亚·伍尔夫就一直想要个自己的房间，不过，那也需要资本的。

（本文曾发表于作者的个人微信公号“晓宇的世界图景”，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9 日）

题图来自：m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