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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色列建国功勋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周三在特拉维夫地区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93 岁。佩雷斯先是在以色列强大军事实力的建设中发挥了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而后又在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居建立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做出了同样卓越的贡献。

这条消息是由《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的，并且得到了一位官员的证实。不过这位官员拒绝在家属发布正式通告之前发表公开评论。

两个多星期之前，佩雷斯刚刚得了中风。医生为了治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无意识状态，并给他接上了呼吸管，希望他的大脑能够痊愈。不过，尽管他曾经领导过的全国人民都在密切关注他的情况，尽管全世界领导人都向他发来了良好的祝愿，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战役中，佩雷斯还是输给了无情的疾病。

在以色列成立后的七十年时间里，佩雷斯从未离开政坛。他曾担任总理（两次）、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交通部长，最后坐在了总统的位置上，直到 2014 年卸任。

他曾领导以色列建立国防工业，同法国和德国谈下了关键的武器交易，同时他也是以色列核武器开发的主要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求与阿拉伯世界的和解；近年来，随着以色列社会对此失去兴趣，尤其是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动乱导致国家边境出现骚乱以后，他的和平路线使他受到了孤立。

2007 年，佩雷斯被议会推选为总统，任期七年。之后，他与 2009 年选举出来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的强硬派政府出现了隔阂。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礼节性职位，但它也为佩雷斯提供了参与政治和获得公共关注的机会，因此佩雷斯在努力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佩雷斯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虚荣和幕后交易的名声所困扰，但当结束自己的政坛生涯时，他成了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毕竟作为一个极具前瞻性思维的建国先驱，他对这个国家高科技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他那带有波兰口音的希伯来语、英语和法语中总是不乏珠玑妙语。在谈到自己的转变时，佩雷斯说：“60 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有争议的人物。突然之间，我变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老实说，我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真的比过去更加快乐。”

历史性握手

在帮助以色列与周边敌对势力和解的努力过程中，佩雷斯最大的突破出现在 1993 年，当时他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共同制订了一项计划，允许被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实行自治。

在挪威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佩雷斯和巴解组织代表进行了几个月的秘密谈判，制订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奥斯陆协议的计划。随后，佩雷斯劝说他在政治上的老对手、当时担任总理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接受这项计划。

1993 年 9 月 13 日，在白宫南草坪上，时任外交部长的佩雷斯在拉宾和他们的老对手、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注视下签署了这项协议。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鼓动下，拉宾和阿拉法特还握了握手。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握手。在此之前，以色列一直拒绝与巴解组织直接谈判。佩雷斯打破了这个禁忌，也打破了僵局。

佩雷斯在此次仪式上表示：“我们今天所做的不仅仅是签署一份协议；这也是一次革命。昨天的梦想变成了今天的承诺。”

他向巴勒斯坦人保证说：“我们是真诚的，我们没有开玩笑。我们既不想改变你们的生活，也不想决定你们的命运。让我们所有人将子弹换成选票，将枪支换成铁铲。”

当天晚些时候，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佩雷斯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宣布，和平已经到来。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了；苏联已经倒台，其在军事、财政和外交上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也已经终止；由于阿拉法特在不久前的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支持惹恼了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断绝了对阿拉法特的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也需要寻求和平。

“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能永远用旗帜作为他们的早餐，用子弹作为他们的午餐。你需要一些更有营养的东西。如果你不能教育你的孩子，减少用于冲突的开支，如果你不能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你就无法拥有未来，”佩雷斯说。

佩雷斯、拉宾和阿拉法特共同获得了 1994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友好的时代很快结束了。2000 年，反对派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访问了耶路撒冷一处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Temple Mount）、被穆斯林称为“尊贵圣殿”（Noble Sanctuary）的神圣广场。第二天，以色列警察开枪射击了投掷石块的抗议者，开启了被称为“二次起义”的新一轮暴力活动。

直到 2004 年阿拉法特去世，这一轮冲突才算告一段落。当巴勒斯坦人选出新的领导者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开始了新一轮和解。作为曾经的强硬派，沙龙在担任总理之后将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撤出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一小部分地区。

在此之前，佩雷斯曾在 1987 年尝试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达成和解。当时，佩雷斯在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的联合政府里担任外交部长，他提议召开一场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不过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集团破坏了这项计划。

佩雷斯曾试图解决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区未来的冲突。自从 1967 年阿以战争之后，这些地区一直被以色列占领。佩雷斯的初步建议是，以色列不应该永远控制这些地区，它和约旦可以对这片土地分而治之，或者共同治理。

联合与稳定

以色列两个主要政党罕有地组成联盟，作为工党领袖的佩雷斯成为总理，而领导利库德集团的伊扎克·沙米尔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据联盟协议，两人在 25 个月之后互换了职位。

佩雷斯把当时以色列的社会环境带入了稳定期，结束了长期以来在欧洲犹太人与中东犹太人之间、犹太教徒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的敌意之中冲突不断的恶劣局面。

在经过一次引起空前争议的入侵行动之后，佩雷斯主持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巴嫩撤退，成为了第一位为了解决以色列基本经济问题和通货膨胀泛滥而采取一系列必要艰难举措的以色列总理。

他在位期间，以色列总共空运了约 7000 名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他们是逃离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反犹太主义、少年强制征兵以及其它危及性命的风险，经历艰苦跋涉之后到达苏丹难民营的。佩雷斯把这项秘密营救工作称为“勇敢而精彩”的“自我救赎”行动。

佩雷斯接管的政府管理的是一个陷入僵局的国家，而在离任时，他留下的却是一个威严而自信的政治家形象。

不过在他执政期间，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曾几度紧张，主要是由于涉及到美国人乔纳森·杰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的间谍丑闻，以及 1986 年被揭发出来的伊朗武器交易问题。

佩雷斯中等身材，有着苗条的运动员体型，到了晚年，他的黑色头发全都慢慢变白——尽管日程安排让他每天都要工作 18 个小时，但他总是显得很有活力。88 岁生日的时候，他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式祝贺，“祝你活到 120 岁”，他毫无停顿地反对道：“别这么小气。”

佩雷斯的妻子是索尼娅·吉尔曼（Sonya Gelman），一个非常不喜欢受到公众关注的女人，她甚至在佩雷斯最后一届任期时拒绝入住总理府。吉尔曼于 2011 年去世。两人共有三个孩子：女儿希维娅（Zvia）、两个儿子乔纳森（Jonathan）和尼希米亚（Nehemya）。佩雷斯还留下了八个孙子女以及三个重孙。

佩雷斯是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无论站在大批听众面前还是出现在电视镜头里，他总是那么从容自如。他对党内成员用心培养，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会出席他们的婚礼和受戒仪式；他还与知识分子经营着良好的关系。

他也热衷写诗，非常喜欢引用古希腊经典以及福楼拜和丘吉尔。他一共出版过十几本书，包括 1993 年的《新中东》（The New Middle East）、1995 年的回忆录《为和平而战》（Battling for Peace）。最后一本则是为他的导师、以色列开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所著的充满深情的政治传记。

从波兰出发

1923 年 8 月 16 日，西蒙·佩尔斯基（Shimon Persky）出生在波兰 Vishniewa 一个小村庄里的一户商人之家。他的父母伊扎克·佩尔斯基和莎拉·佩尔斯基（Yitzhak and Sara Persky）在他 11 岁的时候带他来到巴勒斯坦，然后他在特拉维夫上学，并在后来进入了一间农业学校。

1941 年，在下加利利东部，佩雷斯协助成立了 Alumot 集体农场，并在那里当牧民期间被推选为农场书记。他很快就开始在工人党（Mapai，以色列工党的前身）中活跃起来，并在 18 岁那年被任命为全劳工联盟（General Labor Federation）总工会的青年运动协调人。

他升职很快，在以色列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积累着经验。1944 年，时任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局长的本-古里安派佩雷斯带领一个勘察小组到红海沿岸的埃拉特，对西奈沙漠进行勘测并绘制了地图，这份地图成为了 1948 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料。

就是在那次任务中，有位朋友观察到一窝老鹰——鹰在希伯来语中叫做佩雷斯（peres）。那个朋友说：“佩尔斯基，你为什么不把姓改成佩雷斯呢？”他接受了这个提议——尽管事实上他们当时看到的更像是秃鹫而不是老鹰。

1948 年以色列独立，佩雷斯在海军服役并担任领导。有两年时间，他被派到美国主导在纽约的国防供给任务。当时他 27 岁，根本不会说英语，但只过了三个月，经过几次密集的私人课程之后，他就已经说得很流利了。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和纽约大学上课，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学习公共管理。

1951 年，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本-古里安任命佩雷斯为国防部主管，他利用哈佛学到的知识重新整顿了整个部门。佩雷斯开始被称为“本-古里安的孩子”——和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以及摩西·达扬（Moshe Dayan）一起，他们也被叫做“老头”的门徒。

那些年或许就是他与拉宾成为平生对手的开始，当时拉宾担任业务部门的主管，是以色列国防军中的第二高位，他总是抱怨佩雷斯的职权过多。

在国防部，佩雷斯主要负责管理大部分的国家总预算，在以色列初期工业（尤其是在航空和电子工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

佩雷斯总是强调在以色列国内生产武器，不过当埃及从前苏联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大量高级军事装备时，他也开始寻找新的武器供应来源。最终他找到了法国。

当时的时机非常好。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闹独立战争的那些革命分子是由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支援的，于是就把以色列当作了获取埃及情报的一处来源。佩雷斯谈成了一笔 10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并由此获得了精明砍价人的名号。

武器谈判形成了法以联盟的基础，在 1967 年的阿以冲突中，以色列以闪电般的速度夺取了西奈半岛。担任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军事编辑多年的塞义夫·希夫（Zeev Schiff）说：“毫无疑问，佩雷斯是苏伊士背后的智囊之一。”

本-古里安感觉到，从舆论的角度上看，先发制人的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件坏事，所以直到最后他都犹犹豫豫的。而佩雷斯则认为，通过“一起合作去打仗”形成的特殊关系，可以帮助以色列在超级大国中提升地位。

这次合作就让法国帮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了一座核反应堆，使得以色列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佩雷斯在多年之后说道：“我在法国登上了一个所有人都相信我的舞台，真正的界限就只有天空。”

权力斗争

1957 年，佩雷斯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French Legion of Honor），这是他获得的又一个国际荣誉。2012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美国颁给他这个荣誉，从一定程度上也是以色列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将与欧洲的同盟关系转向美国的结果。虽然在本-古里安以及他的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执政时期，佩雷斯也曾与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进行过购买武器的谈判，而且还想同时继续从法国获得武器，但他也在慢慢变得越来越依靠美国。他频繁地访问华盛顿，并曾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会面。

1959 年，佩雷斯参加了进入以色列国家议会的竞选，这也是他第一次竞选全国性的职务。在本-古里安的支持下，他在自己所属的政党内部选举名单上的排名很是靠前，足以确保最终成功当选。

在 1967 年中东战争（Middle East War）之前的政治动荡中，佩雷斯试图商量着让已经退休的本-古里安回归掌权。在谈判此事的过程中，他提出要和右翼自由党（Herut Party）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联合。本-古里安认为，如果贝京掌握了大权，将会把以色列带向“崩溃的边缘”，但佩雷斯没有在乎本-古里安的看法。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伯塔伊·特维斯（Shabtai Teveth）是本-古里安传记的作者，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认为在让贝京和自由党合法化之后，佩雷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和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都下降了。”

10 年之后的 1977 年，佩雷斯在大选中向拉宾发起了挑战，而工党的分裂也给了贝京机会，让他得以当选以色列总理。

当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们由于以色列在 1973 年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中缺乏准备而名誉尽失之时，佩雷斯展开了对权力的争夺。为了阻止他，财政部长平查斯·萨皮尔（Pinchas Sapir）拉上了当过以色列驻美大使、对战时的失败没有任何责任的拉宾。拉宾任命佩雷斯为国防部长，后来，他对这一决定追悔不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拉宾说佩雷斯不讲道德、不值得信赖，还说他不相信佩雷斯说的任何话。

1976 年，拉宾和佩雷斯之间数十年的恩怨再次碰出了火花。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客机在雅典被劫持，并被劫往了乌干达的恩德培。劫机者劫持了约 100 名以色列乘客作为人质。佩雷斯批评总理拉宾抵制采取军事行动是软弱的行为。1976 年 7 月 3 日，由以色列突击队员开展的一场突袭救出了 91 名乘客和 12 名机组成员。

第二年，佩雷斯再次争取获得工党内部总理提名，但却再次输给了拉宾。当拉宾因为自己和妻子在华盛顿拥有银行账户、违反了以色列法律一事被披露而被迫辞职之后，佩雷斯成为了工党的领袖，但他却在大选中输给了贝京。

佩雷斯最后在 1984 年成为了以色列总理，当时他带领着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达成了联盟。

1992 年 7 月，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回到拉宾政府工作，上任后很快就开始为一年后签署的和平协议忙了起来。拉宾遇刺后，他接任政府总理，1996 年，对胜利抱有信心的他要求提前进行大选。

但随后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佩雷斯还决定加强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打击（在这期间，在联合国位于卡纳的一处基地避难的数十名黎巴嫩难民在一次以色列的炮击中丧生），使以色列国内对他充满了敌意，从而意外让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取得了大选的胜利。

后来内塔尼亚胡接替佩雷斯成为了工党首脑，并在 1999 年自己当选为总理之后，让佩雷斯在自己政府里担任了一个小职务。

那段时间里，佩雷斯把一部分时间花在了建造自己的佩雷斯和平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上，但又在 2001 年沙龙接替内塔尼亚胡成为总理时重返了政坛。

佩雷斯呼吁全国团结，并带领着工党进入了由沙龙领导的政府。后来在 2005 年，他离开了工党、加入了沙龙新成立的中间党派前进党（Kadima）。

会经常利用时势的佩雷斯认为，和政治家这个身份相比，自己更像一个哲学家。当被问到 1993 年的奥斯陆和平协定时，他说：“当时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那么做。”他又说：“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在被问到战争与和平之间有什么区别时说：‘在战争期间，是老人埋葬年轻人，但在和平时期，是年轻人埋葬老人。’我当时想，如果我能让世界变成一个对年轻人更好的地方，那会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翻译 熊猫译社 刘清山 乔木 葛仲君

题图来自 www.nb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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