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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位拉美作家,很难分清虚构和现实 |北京书展

刘璐天 · ·

“我们一直在试图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在阐述我们是否能够归属于什么,归属于一个家庭,归属于一种亲密的关系,归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归属。”

北京书展期间,桑布拉出现在连续 4 场文学对谈活动上,带着他刚刚出版的 3 本中译本小说作品《盆栽》、《回家的路》和《我的文档》。

智利人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今年 41 岁了。他长得有点凶,但喜欢用冷笑话去试探观众的真实反应。比如,“智利人(英文 chile 听上去像 chilly)是全世界最怕冷的人”“我是智利最帅的作家。你们笑什么?”“莫言的书我还没读,但我马上会去读的,马上。”

写故事时,作为小说家的桑布拉也偏爱这种简洁的直白,认为“虚构并不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承认撒谎是唯一真诚的办法”。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是这样开头的:“故事的结局是,艾米莉亚死了,胡里奥活着。其余的就是文学了。”

提到拉美文学,人们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前两代文学创作者身上: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博尔赫斯,以及上世纪 60 年代“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四个代表人物——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桑布拉被文学评论家们归为“拉美文学爆炸的第三代”的领潮人,也被称为是继《2666》作者波拉尼奥之后最受关注的智利作家之一。他和波拉尼奥在叙事上有些相似之处,不屑于使用传统的叙事技巧,文字简洁、清爽。

在《盆栽》封底上,印着智利《信使报》的书评:“这部小说标志着智利文学的一次放血,它以这个国家的语言,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桑布拉出生于 1975 年,而就在这 2 年前,智利经历了一场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推翻了阿连德左翼政府,接着展开了对反政府人士的疯狂镇压。独裁政权直到 1990 年才结束。这段历史让桑布拉们的父母成为了独裁年代的同谋犯或受害者,也让桑布拉们成了一群在懵懂中承受阴影的、沉默的年轻人。

桑布拉对这种沉默不能释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发问,“因为当时还小,皮诺切特的暴力没有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没有讲述的资格了吗?” 

因此在阅读桑布拉时,你很难分清虚构和现实、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界限。他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个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小说家”,爱情的结尾往往是“女性选择了离开”,让人联想到作者本身可能有的真实生活经历。而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常出现“元小说”的元素:主人公对着另一个人物讲述与小说同名的故事。

在虚与实、个人与集体来回交织的网络中, 一些反观历史的字句不时出现:

比如在《回家的路》中:“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躲在角落里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叠着纸轮船和纸飞机。”

又比如在《盆栽》中:“他仍继续想象雪,一个虚幻的空间,游离小说之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年轻人都病得很重,老年人回忆着往昔的爱恋。”

但对于桑布拉来说,虚构与现实、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界限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手臂内侧纹了一个七巧板,对记者说:“七块图案可以拼接成任意想象的真实,这和写小说很相似。”

我们将 4 场活动桑布拉与现场观众的对谈互动挑选整理如下。希望能帮助你更直接地认识他。

Q:《盆栽》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A:这本小说是在 15 年之前就已经写完了。我会传达的东西可能跟你读的感觉是不同的,因为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来说可能是最差的读者。这部小说讲的是痛苦,但写作过程很好玩。角色都是和我一样非常普通的人,没有英雄。讲述这样的人物,讲故事的人必须要嘲笑着写。因为爱,所以嘲笑,同时才能拯救。

Q:智利纪录片导演古兹曼的《故乡之光》里讲到,皮诺切特独裁统治对于智利的片文探索和历史研究有很多影响。这段历史对于您个人的生命和创作有哪些影响?

A:皮诺切特的独裁影响了智利几代人的生活,他让这个国家面临崩溃,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进行重建工作。我们对于独裁所说出来的远远不能表达出来我们所想表达的。我总是想不去写关于独裁的事情,但是我的作品中总会有所体现。

我感兴趣的是,它怎样影响了一代人的集体意识,使得个人的思维和观念在群体中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验是真正意义上个人化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找到一个归属。这种见证一个曾经毁灭过并且重建国家的经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因为我们在谈论现实问题时,总要回顾过去,再把眼睛往回看。

Q:中国出版商对您的宣传里面把您称为新的波拉尼奥。这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A:波拉尼奥对我来讲非常重要,但是新波拉尼奥这个称呼却感觉非常怪异,因为文学并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从一个人传承到另外一个人,而是要更加的多元化、更加丰富、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这样才构成了文学。而且我也没有这么新了,我也很老了。

Q:您的小说中提到很多亚洲元素,像川端康成、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想问一下,亚洲文化对您的写作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

A:我读过很多川端康成的作品。那里边有很多诗意、反思和叙事方式让我着迷,跟我脑海中所存在的叙事模式非常不同。我喜欢王家卫的所有电影,尤其是《重庆森林》。他几乎就是我头脑中一些形象的精确展现,这种细致,这种敏感。

Q:您在《盆栽》中设置了一个情节,是一对恋人通过向对方谎称读过“普鲁斯特”而开始了恋情。请问这个情节的设置背后的意义是?

A:作为一个没有见证我们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的一代人,我们假装自己读过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就好像是让自己获得了一种合法身份,有了足以改变人生的经验……我们一直在试图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在阐述我们是否能够归属于什么,归属于一个家庭,归属于一种亲密的关系,归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归属。

题图、配图由 BIBF 文学沙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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