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路上的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是这条街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来规划这条路的未来。

晚上 10 点半

晚上 10 点半， David 在永康路 39 号 Pain Chaud 面包店收铺。收铺出门时，这条著名的酒吧街“都是人满的”。在上海，这条 550 米的狭窄永康路上分布着 90 多家以餐饮为主的商户。在旅行点评网站 TripAdvisor 上，它被形容为“分布着好酒吧和餐厅的核心地带”。

现在，每天只有在这个点， Pain Chaud 的老板 David 才会出现在永康路上。但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他就开始在一家叫“实习生咖啡馆”的酒吧（Cafe des Stagiaires）打工，考虑到这条街上的住家中有 83% 都是租户，David 在这里待的时间可能比大部分永康路的居民还要长。

在“实习生”工作的 2 年，David 常常会在凌晨 2 点等这条街上略带倦意的人群散去，再把摆在道路两侧的桌椅、雨撑搬回室内。

David 和“实习生”的两个同事合伙接手永康路 39 号的面包房 La Boulangerie 是在 4 年前。他们留下了面包师，换了个品牌名称。现在，Pain Chaud 已经在 2.5 公里外的静安寺开出了一家新店，比永康路的更大。

David 很清楚，这门生意之所以“没有在推广上花过一分钱，也就是靠这条街”。去年万圣节，David 形容，这里“浩浩荡荡的一条街都是人”。而 Pain Chaud 也因此成了可能是上海开到最晚的面包店——在其他地方，尚没有足够的人流和人气保证会有人在深夜光顾。

不过，“估计以后看不到（这种场面）了。” 8 月 8 日的晚上十点半，David 站在 Pain Chaud 里说。

永康路也加入了从今年 5 月开始的“衡复风貌区环境整治”项目。这个项目不久前刚在不远处延庆路、复兴中路等 10 条马路以“拆五违”（消除非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的方式进行。

而当这个消息最开始传到永康路那会儿，这条街的大多数商户半信半疑、不知所措。直到 7 月底，一群穿着制服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上门核查，挨家挨户询问了各家的营业执照、房屋性质、经营状况等问题后，永康路也要整治的消息被坐实了。

8 月 1 号开始，原本摆在永康路店铺门口的，常会被认为是永康路特色的桌椅被严令禁止。

王小样觉得，“没有桌子也无所谓，他们并不需要桌子。”在几天前，她拍摄了一支 6 分钟的短片《永康路：再见不再见》，在 7 月 31 日最后一次来永康路拍素材时，她还挺乐观。

但 David 之后却发现，没了外摆的氛围，“人一下就少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这条街不同寻常的氛围让不少人觉得，这条街的店都该关了吧。

David 一面说“一切都是未知数”，一面又似乎做好了关店的准备。Pain Chaud 的营业执照被他装裱好，摆在了正冲大门的高处，但他并没有提及这个营业执照的商户地址和 Pain Chuad 的实际位置并不一致。这个围绕着营业执照展开的种种问题，是永康路不少商户都存在的。

但这条街道上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一个特殊的“仲裁者”，让这些问题一度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来到这里，投入一笔不小的费用装修门面，雇佣了数十名员工，成为了这条街上的主人之一——他们希望这条街越来越好，自己的生意也是如此。

但现在 Pain Chaud 可能要被勒令关闭，David 说自己会把这些员工带去静安寺的那家新店，那里大，勉强装得下。

2016 年

因为没有被通知参加 2016 年 8 月 5 日的一场“永康路综合整治媒体通气会”，派丰公司的一位员工看起来有些不满。“对我们老板来说肯定是不合理的。”这位希望匿名的员工评价这场整治时说。她入职不久，但说自己有“听说”街道招商的历史，并“参与”了日常的街道整治工作——

根据一项街道自设的“10 点规则”，每晚 10 点，派丰公司员工都会和几个街道工作人员一道敦促商家关掉霓虹灯，把酒兴正酣的顾客赶到室内去。轮到她的正好是周五、六的轮班。但这样本就成效不大，很快也流于了形式。几个月前，永康路 4 楼一户刚有新生儿的家庭就因为婴儿总在凌晨时被吵醒而搬了家。他们已经在这住了十多年了。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派丰公司都用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兼具相当的权威，让这条街运转了下来。从 2009 年成立之初，它就像个介于商户和政府、乡绅和庙堂之间的“族长”。

这家公司全称为派丰永康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根据企业注册信息，美资企业派丰集团和新徐汇集团、徐汇区副食品公司、徐汇区粮油公司（新路达集团）合资成立了这家公司，其中派丰集团占股 70%，其余 3 家政府背景的公司占股 30%。

很大原因是为了确保当时一个叫“永康里特色街区一期项目”的落实，派丰公司在当时被徐汇区授权 13 年的永康路运营权。这个项目要求对永康路街道“进行统一装修，包装为时尚现代的特色街区”。

但一开始的运营并不顺利，直到派丰公司在 2010 年引进了永康路上的第一家餐饮业态“实习生”，它才终于摆脱了在过去 1 年中租户经营惨淡的困境。在导演王诚的纪录短片《永康》中，派丰公司曾表示自己仅用了 1 周时间就完成了招商。但后来证明，这些主营服饰、工艺品的小店根本无法在永康路活下去，只有开餐厅酒吧才是可行的。

而随着商家的大量涌入，这条街上的房东也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绕过相当于二房东的派丰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租金。于是，从 2013 年开始，已经没有太多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派丰公司了。派丰公司顺势改变了自己介入这条街的方式，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对商户进行统一管理，比如定期召集商户们开会，协调一下道路内的事务同时共享一些外界的信息。

现在，“永康路差不多 80% 的商户都跟我们公司有关。”这位匿名员工说，同时，他把派丰公司的地位归功于“政府”，“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和政府在联合打造这条街，我们参与了设计啊、到房管所备案啊，没有政府的话，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改造。”

《好奇心日报》从多方获得的消息显示，“联合打造”的意思是：在永康路东段的 50 多个商铺中，有一部分是不能作为商业用途的住房，但为了尽快清理当时困扰永康路的马路菜场，并“应付楼上的居民”，永康路所在的天平路街道曾为派丰公司提供虚拟地址，方便后者办理营业执照。

要是趁着那个“不择手段的”时候，再做得彻底一点就好了！“当时应该一起弄好的，一楼到三楼，搞得大点。”这位派丰公司的员工说。这样，她理想中的永康路就不会被日后这些难分对错的主人之争搅得不得安宁——如果这样，可能也就不会太过引人注目，以至于到了现在背上“过度经营之名”，需要彻底整治的地步，威胁到“街道规划者”派丰公司的“主人”地位。

在今年 7 月对商户的摸底排查中，市场监管局并没有叫上派丰公司一起。而当商户在这时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再代表着权威了，他们说自己占有的信息跟商户几乎是一样的。

这位新员工说自己看到了突然出现的“各路制服”，还有这条街不在少数的外国租户因为“看不懂”状况而“损失的信心”。这是永康路的特殊，即便中国顾客逐年增多，像 Pain Chaud 这样的店，仍有 80% 的顾客是外国人。

早上 8 点

永康路两旁有着统一的铝合金围栏和遮雨棚，这些在 2009 年左右修建由街道统一修建的设施后来成了商家扩大经营面积的基础设施，那以后，这条街也就几乎注定了会因为外摆的桌椅和路边疯狂的饮者而声名大噪。

早上 8 点，透过一些细碎的线索，可以隐约看到这些四层楼住户的房子刚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夜晚。

那间搭在屋顶平台上的四楼小屋里，住户可能并没有像他的邻居那样感觉深受其扰，方形阳台上的摆设显示，他很可能是一位特地搬来这里感受弄堂文化的外国人，因为周围有常去的西餐厅，二房东重新装修了 50 平米左右的房间，安置了烤箱这样容易让他产生亲近感的东西。除了 15000 元人民币左右的房租，他对这里的生活氛围没什么可挑剔的。

而一些住户可能是闻着油烟味入睡的。因为从 2 层开始就有了住户，这条街的商铺理论上都无法通过餐饮的环境评估。The Sailors Fish&Chips 楼上的住户是少有的不再受其困扰的。作为底商房东的他们曾提出过抗议，使得餐馆在第 2 年租下旁边的一间门店做厨房，并建了一个风管把油烟直接排到三层建筑的屋顶。

早上 8 点。在餐馆和酒吧息业时，永康路上的咖啡馆和面包房开了门。Pain Chaud 面包店的咖啡师 Ben 从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一杯一杯地出咖啡。生意爆好的背后是，周围又变得让人“崩溃了”。

下班的时候，Ben 需要“挤出这条街”。下午 4 点，一些酒吧的 Happy Hours 也开始了，“街上也有老外已经喝醉了。“街太小人太多，人多起来之后就不知道谁在吵。” Ben 说，“人多到一个程度可能会挺舒服的，就是类似于一个专门的地方喝酒还不错，但过多就不好了。”

他理想中的永康路，应该是“处在一个可控的环境里，也不希望太吵”。可能更接近于 2012 年第一次来 Pain Chaud 见到的模样，“街面还是蛮干净的”。

但 Ben 觉得，“永康路可能也控制不了”。

吉吉干洗店也是在早上 8 点开门的。这几年因为酒吧热闹，老板于师傅延迟了睡眠时间到夜里零点后。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新来者打扰。“吵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睡得晚。”于师傅说。

于师傅所在的干洗店和这条街上的黎明烟纸店是这条街上过去十多年唯一没有变的商铺。他从 1997 年开始在永康路开店，大概也少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条街是如何从马路菜场搬除、搬回，再到时装小商品市场不振、餐馆兴起的了。

于师傅说，他不喜欢最热闹时候的永康路，现在不再允许外摆的永康路倒还算符合他的构想。“只要不跨门经营的话，人流就少很多，但外国人的话对坐在室内肯定是不感兴趣的，大太阳也愿意坐在外面晒。”

但据另一位在永康路经营者的话说，干洗店也是大量人流的受益者之一。“周边干洗店很少，老外在周围很多，所以他的生意也是很好的。如果这条街没有了，他的生意肯定还是要至少少 30%。”

如果真的会直接导致生意回落，于师傅可能还要重新想一想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热闹的永康路。

2013 年

披萨店“咖萨 Casa ”的老板小明觉得，永康路的人流是从 2013 年 3 月 6 日真正猛增的。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永康路的“泼水”事件上了腾讯新闻。没多久，店里的 3 个人一天就能卖出近 100 个披萨。之后，房租增长了近 3 倍，20 多平米的房租每月超过 12000 元。

“泼水”事件指的是永康路的 2 楼居民在那晚，从楼上朝下方几十个正在兴头上的老外泼了几盆水。她们是 2 位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上海老太太，试图用激烈的方式宣称——不是派丰公司，不是他们所引进的商户，住户才是这条街的主人。

当时，包括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内的国际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此后，外摆桌椅被明令禁止，派丰公司给统一管理的商户定了一个 10 点“门禁”——熄灭霓虹招牌、让人行道上的顾客进入室内、停止继续卖酒。

但仅仅是 3 个月之后，警报解除，一切照旧。这些措施“现在看来，不能解决扰民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在“永康路综合整治媒体通气会”对 13 家媒体表示。

商户比政府更早意识到了这些禁令，他们也清楚，政府在当时并不会真正插手处理这件事。他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商户开始每月通过派丰公司向这两位住户送去 1000 元，请不要再让泼水事件重演。

但这条街大部分的住户没有那两位上海老太的激烈做派，他们无法像一位真正的主人那样行使自己的权利。二楼陈师傅一家因为人手一副降噪耳塞，成为坊间谈笑间的有名人家。

永康路 65 弄的时师傅说自己打过几次 110。时师傅在这条街上住了 70 多年，他家如今是这条街上唯一没有租出去的一楼住宅。没有人否认他对这条街的情感，他也有强烈的房主意识，可以罗列出好些不愿意搬离这里的原因，包括这里超过三米五的挑高几乎在新公房里找不到——在这件事上，他希望能有像警察这样的外部力量肯定他对于永康路的房主权，替他做主。

时师傅努力过几回，他找到酒吧交涉。开始这些商户表现得“挺不好意思”，但后来，商户开始“嫌他麻烦”。“老板娘说，啊开个店这么麻烦的啊”，时师傅回忆交涉时的情景说，“我说，我们是住家啊。这里以住家为主啊。”

但在这次的整治开始前，包括政府在内，几乎没有人会想起永康路是以住家为主的了。

晚上 7 点

两三年前，BluBlu 晚上 7 点来到永康路，这里就已经“开始疯了”。因为嫌这里太挤，“人都挤到马路上”， BluBlu 决定不再在夜晚去永康路的酒吧。她最常光顾的是靠近永康路路口一家叫 Cafe del Volcan 的咖啡店。

BluBlu 是消费评测平台“企鹅吃喝指南”的撰稿人，探访过包括上海和胡志明市的不少街道，对美食也颇有研究，被认为可以对永康路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6 月底，BluBlu 把永康路上的所有餐厅都吃了个遍，不过当时，她并不知道永康路将会被整治。“结论是能吃的东西真的不多。” 加上这里过去脏乱的环境，BluBlu 并不喜欢这里，“很像东南亚胡志明市某条酒吧街……业态很丰富但质量没有我想象的高，但它们怎么就能火呢？”

如果单单给食物和环境评判高低的话，永康路一天里接近 10 小时的热闹很难得到解释。

美国人 Christopher St. Cavish 是一位美食专栏作家，有过 20 年在迈阿密、纽约和上海高级餐厅副主厨的经验。他在上海生活了 10 年，去年 4 月为 SmartShanghai 撰写了一篇在社交媒体上盛传的《上海小笼包索引（The Shanghai Soup Dumpling Index）》。

永康路没有一家酒吧的时候， Christopher St. Cavish 就在那里转悠，现在他每 2-3 个月会去一次永康路的墨西哥餐厅 El Luchador。他认为永康路很重要。

“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孵化器。” Christopher St. Cavish 说，如果政府希望能有服务产业的升级，是需要这个相对便宜的地方的，就像是为创业公司服务的一条街。在这里，一些店失败了，一些店成功后就拓展去了其他地方。”

这差不多就是 Christopher St. Cavish 理想中的永康路，一个“自然生长”的“下城” (downtown，这里指像纽约市南曼哈顿、布鲁克林这样的老城区，相对于北部的新城区而言)。

和每个城市野心勃勃、悉心规划的新城区不同，“下城”没有唯一的设计者，“可以有更多可能性”。如果有什么可以改进的话，Christopher St. Cavish 说，“租金相对更低因此可以鼓励那些新的品牌，管理良好的、不会吵到邻里的外摆桌椅……中国人和外国人融合的地方。”

8 月 13 日这天晚上，长居杭州的尼古拉斯来上海过周末，也被朋友约在这里，在此之前他对永康路几乎没有了解，不过他说，“在这里一个晚上差不多也能感受到了，这条街 9 点一个样，10 点是另一个样。在 The Hop Project 喝酒，感觉这里的啤酒比较地道。”

法国人黑龙 （中文名）是第三次来这里，他并不常去酒吧，但因为一个朋友要离开中国，他们还是决定在这条街上办一场“告别趴”。

BluBlu 关于永康路的文章在“企鹅吃喝指南”发布后，后台收到了200 多条留言，很多人都说“好想再回去一趟”。不过，晚上 7 点不愉快的经历还是让 BluBlu 认为，“这个地方本来就要拆”。

“我晚上去的话如果我是居民的话我超恨的，对我来说这里是很畸形的存在。” 她说。

2011 年

但只有一些店家真正了解（而不仅仅是看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儿“畸形”的存在是如何发生的。

“实习生”是最早被派丰公司引进永康路的一间酒吧，当时，它还挤在永康路上一轮规划的服饰、工艺品店当中。靠着法国老板 Alexandre Daune 的另一个法国留学生实习项目，“实习生”迎来了它最早的忠诚顾客。

新疆人 Sean 时常路过永康路，冬天很冷的时候，他看到学生站在“实习生”门口边抽烟边喝酒，也不摆桌子，似乎自带人气。

2011 年，永康路又开出了几家小食店，和盛寿司、精酿啤酒屋 Cheersin。一家台湾香肠店经营得并不顺利，打算转让这个只有三四个座位的小铺头。Sean 打算碰运气，在这条“外国人走来走去的”街上开一家英式的炸鱼薯条店。他盘下了这个铺头，心想“这条街也许能成个气候”。

街上的人员和商店的股权结构很快变得交错复杂了，它首先显示出了一批新主人的诞生。另一个法国人开出了一间“革命之路”酒吧，起初和“实习生”互相参股。澳大利亚老板从爱尔兰酒吧 Blarney Stone 开始，又开了摔跤主题的墨西哥餐厅 El Luchador。还有小明，他从佘山高尔夫搬到了永康路，开起了主打薄底披萨的咖萨西餐厅。

Sean 在上海开出了 3 个品牌 5 家餐馆，其中 2 家在永康路。因为各自门店的扩张，Sean 手下的 The Sailors 最终和面包店 Pain Chaud 各占 2 间门店，成了紧挨着的邻居。

现在，几乎所有有了一定年份的永康路门店都会感谢“实习生”带动了这里的人流。最多的时候，这条街上有 7 家店都是 Alexandre Daune 参与经营的，他看起来就像这条街生死攸关的决定者。不过，Alexandre Daune 又已经把这些店都转手了。

而根据 2014 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永康路人户分离的比例高达 83%，这意味着，想要在这条街上找到一位产权意义上的主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户和房东之间的官司有时是和四房东处理的。

流动、不在场，并不能改变永康路上的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是这条街的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来规划这条路的未来。

咖啡师 Ben 因此感到不满。和“小时候约会常去”的静安别墅一样，人们可能很快就完全找不到永康路上常去的地方。“你很难知道其中的原因，只知道结果，就是拆了。”

现在

永康路 82 号，现在从一米左右外墙看，它是一户老式的民房，有被砌成枣红色的木门和嵌玻璃木窗。

8 月 13 日周六晚 11 点，这里迎来过一位开红色法拉利的长发女司机，她把车停在 Blarney Stone 门前，径直走进了这间还未被拆除的影碟店 Big Movie。一直到凌晨 2 点，专程骑着小摩托拴着法斗犬来的、手里攥着酒瓶在附近酒吧过周末的“老外们”都走进了这里，只要花上 12 元，他们就能看上一本最新的、盗版的好莱坞电影。

11 点一刻，永康路襄阳南路口停了几辆人力车，它们装饰着彩灯，外放着带劲的英文歌曲，正在劝说几个喝得半酣的老外上车，说送他们去接着 high。

但距离这些的 1 个多小时前，这条街上有 10 多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来回走动。并没有太多人对他们的出现感到意外，一些人对于 6 月 30 号结束的包含延庆路、复兴路在内的“衡复风貌区”记忆犹新，他们还知道，永康路的整治会从 8 月 26 日开始。

四天之后， 8 月 17 日周三一早，5、6 个戴着施工帽的人来到了 Big Movie，紧接着是一阵榔头锤子声。店外用缎带围成了一个“禁区”，站着 4 个穿着特勤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把来围观的人赶跑，遇上拍照的也不呵斥，大多数时都是沉默或者低着头。街对面坐着 5 个“上海市和平志愿者”，2 个提着公文包的城管来回走动。

对于这群穿制服的人来说，这一天过得很顺利。他们取缔了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商铺，砸下了上级部署的永康路整治第一锤。 

本文摄影 马宁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