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外地人 | 上海的城市改造(四)
我们关注了上海近期恢复历史风貌的城市改造动作。这个系列将分为五篇文章,尽可能纪录这件事中的经历者。这是第四篇。
五十年前上海市中心的这条延庆路,全是泥水。那时人们去延庆路的一家饺子店都得趟着水,站着吃完就走。
延庆路早年的面貌,刘立军是从饺子馆老板那里听说的。 2002 年,他刚来上海时,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但餐馆还不多,“半天才能看到一个人,清静”。刘立军觉得档次高。
刘立军在上海辗转了几处,最南面去到了闵行区。 2010 年,在延庆路饺子店打了 5 年工的刘立军从老板那里接手了这家店。
刘立军生意做得不错,他盘活了这家店,相继开起的小餐馆盘活了这条街,刘立军的山东沂蒙老家陆陆续续有 100 多个人来上海投奔他。他们学着刘立军的门道在上海的各条马路上都开起了饺子店。
刘立军想过把这条街变成“山东一条街”,街上的店铺全都是“家里人”经营,他们做不同的生意,就像海外的唐人街。“外地人来了以后,有回家的感觉。”刘立军说,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空想。
缺钱、心不齐、二房东和政府都不太可能让这件事办成。况且当初和他一起从沂蒙地区出来打工的 100 多个老乡,只有没几个还留在上海。
饺子店的人员流动很大,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德国顾客拿着 2010 年饺子店的视频给刘立军看,刘立军发现人都换了一批。他听说,“上海预计三年之内要赶走外地人五百万”。
“留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精英。”刘立军说。
一份政府报告的说法和刘立军的判断有相符之处。 2016 年 4 月 15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工作目标为“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500 万以内”。行政干预下的规模控制已经初现成效,制造业正在搬离上海, 2015 年上海外来人口 15 年来首次下降。
这份《意见》书同时指出,“人口结构更加合理,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人口布局进一步优化”。
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人口政策和这些街道的整治有关,但这些忧心忡忡的“外地人”都听说了一些传闻,这会儿,他们刚刚被勒令搬走,不费力气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对应。
延庆路口摆摊修电瓶车的李师傅猜测,他边上另一家修汽车的也被赶走了,但他分明是有营业执照的,一定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
延庆路东南面嘉善路上的家电维修老板王永生则准确地复述出了政府报告中的数字,“我听说这个政策要把上海人口控制在 2500 万人口,要让你们自己走。”
他们会走去哪儿?
同在延庆路的菜农李国凯二十年前自己搭建的铺面飞快地被拆除了,但还是决定留在上海,不回安徽宣城老家。“年龄老也不算老,年轻也不算年轻。这么多年都在外面,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在家里也是玩。在这里想想办法,能搞到门面,还能继续干,干几天。”李国凯说。
在经历了三次菜场改造和搬迁后,李国凯终于掌握了一些门道。最近几天,他和妻子一直关注拆迁的动向。“哪里拆了,拆过后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门面。因为再找,它就不会拆了。”李国凯说,“它不稳定我们就不敢动。”
李师傅 5 月被拆迁清退后,还没想好出路,但他也不打算回安徽合肥去了。过去他在家里种地,收入不够开销。 1999 年来到上海后,他修了一阵子自行车,后来自己琢磨着学会了修电动车。以后,他的工作可能还是和这些二轮车有关——开着车去送外卖或送快递。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
延庆路东南边的嘉善路虽然不在此次“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规划范围内,目前还不会面临拆迁的问题,但对于这条街上的家电维修老板王永生来说,他可能也得提前考虑出路。“拆迁的风声一直传两到三年了,最近更紧一点。”
临近上海的二三线城市可能在王永生的计划里。“哪里都可以赚钱。”他解释说,随即又有点儿不甘,补充道,“但上海地方富、钱多、好挣,习惯了”。因此还是决定直到“山穷水尽倒贴房租了”,“没办法再走”。
在空调使用频繁的高温季节,王永生爬上窗台,从早上 8 点干活到晚上,一个月能赚一万五。如果实在没有门面的活,他可能会去远一点的地方,转行做某个空调品牌的代理商。
“总不能一直待在老家吧”,王永生的妻子在一旁说,“目前还不至于把我们赶回江苏吧,其实都是做生意,这里不做那里做咯。而且我们做的是空调生意,总会有人在用的。”
16 年前,王永生和妻子一起搬到了上海嘉善路建国西路。来上海之前,王永生在江苏启东老家开过皮鞋店,自己做鞋。妻子则在 1995 年去了深圳,在工厂做了 5 年的服装工人。
“那个时候不觉得上海是个大城市,还是深圳更大一点。来这里就是方言没什么问题。在深圳的老乡完全不能跟上海的数量相比,那时候只要是江苏我们就算老乡了”,王永生的妻子说。
在上海,王永生的老乡有 100 多人,有问题会“互相介绍、咨询和指点”,但也仅止于此。在王永生的妻子看来,自己在上海的处境并不如其他同乡,他们“大多都是小老板,自己不干活,而自己是打工的”。
靠打工过活的王永生有时需要去 40 公里开外的青浦装空调, 40 公里的车程不是件叫人愉快的事,但同时也值得高兴:这说明嘉善路上的这家十平米小铺头已经把生意扩展到了整个上海市。王永生的妻子大多待在店里,最多在附近晃晃。她时常犯愁的是在这座城市“房租、家用开销很多”。
但她想了想同乡和邻里的处境,确认了一件事:“做得年数长的,一般也没听说谁要回老家的。”
即使不采取行政干预,因为人口结构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彻底改变,大城市的劳动力也不那么富余了。年轻的劳动力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大批地涌入这座城市,即便是在这里待了十多二十年,这些务工者也大多没有足够的余力来支持“二代”的开销,并确保他们摆脱外地人尴尬的身份。
五十多岁的李国凯是少有的例外,他有两个女儿,在老家上完高中和大专后,正在上海做房地产中介。“亲戚我们这辈的有五六个,他们下一辈都在上海。”
王永生的妻子在这件事上尤为丧气,她瞅着七八岁、穿着颇为入时的侄子说:“穿的跟本地人一样了,外地人永远是外地人。”她在江苏老家念中专的儿子可能会决定他们家是否会继续留在上海。每到暑假,这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伙子会回到上海的门店里帮忙,早些年,他在上海念了几年书。
还算得上“精英”的饺子店老板刘立军即便逢人就说,他在延庆路的饺子店在大众点评的饺子店分类中排名第一,但他还是没办法让在老家读初中的孩子在上海生活。他站在马路边上说:
“家里面小孩上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英文,上海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相差六年。这个六年什么概念?你把小孩弄过来以后啥都不懂,人家哗哗哗啥都出来了,小孩压力太大。所以我就放弃了。”如果把时间往前挪几年,提早把孩子接到上海,“当时学校的赞助费要五万,我每个月才挣 350 块”。
24 岁来上海的刘立军看起来很矛盾,他没法儿给来大城市谋生的决定打个分:“小孩没照顾到,老人也没尽过孝,这个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但你想在农村,你不出来,小孩也培养不出来什么样子。” 39 岁的刘立军试着回望了“我这一辈子”,说:“不管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好,不管自己的子女也好,到时候能把这儿传承下去。把子女搞好,叫他们留住。”
“留住指他们来上海吗?”
“上海,我当然希望他们来。但是有好多事,不好说,有很多事不方便说。”
在担心被拆除之余,王永生和他的妻子发现了一件可以指望的事:互联网。“回去干吗呢?现在客户也多了,铺面其实要不要也无所谓的,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做。”王永生的妻子说。
他们没有急着找新门店,因为不确定哪里还会被拆,而拆除的标准也无从了解。毕竟当年他们就是因为永康路整治被赶出来的。
复兴中路上一家音乐书店也同样庆幸,他们早在 2012 年就开始经营网店,在店门被砌成一堵墙的那天,他们比过去更希望接到更多的订单。
但不确定性还是稍稍改变了他们。连刘立军都开始说,“不能看太远”。他本来一直相信,“眼光放远了,无论干什么,以后肯定会好。”
在最后一篇,我们将讨论一个问题:街道到底是什么组成的,是谁让它生机勃勃?
本文摄影:马宁忆
(文中李师傅、张师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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