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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而乔纳森·考斯-瑞德（Jonathan Kos-Read）的中国故事格外精彩。比如，不久前，这位 43 岁的美国演员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出演《叶问 3》，该系列影片讲述了李小龙武术老师叶问的传奇历程。剧组给的是一个小角色，但他的经纪人给出的报价连考斯-瑞德都觉得高得“离谱”，然而制片人还是同意了。刚开始，考斯-瑞德非常开心，直到他读了剧本，发现剧中还有另一个外国人的角色，一个可以发挥更大更好的角色——暴徒弗兰克（Frank）。

这颇为恼人。考斯-瑞德，在中国大家都称呼他曹操，是迄今为止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外国演员中的佼佼者。自 1999 年进入演艺圈以来，他已经出演了大约 100 部影视作品。在中国大陆，他可谓是家喻户晓，职业生涯正在稳步上升。去年 12 月，他参演的动作电影《寻龙诀》上映，该片目前已跻身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收入第五名。考斯-瑞德十分好奇，除了他，制片人还能选谁来饰演弗兰克呢？

考斯-瑞德给剧组的选角导演发去了一条短信，焦虑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并没有得到答复。前阵子还他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我感受到了威胁。”几天后，他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开始了拍摄。一到片场，谜团几乎立刻解开了：人群之中，只见一个人懒散地坐在凳子上，他就是前重量级世界拳王——迈克尔·泰森。弗兰克正是由这位退役的拳击手饰演，此举也许并不明智。（《Village Voice》杂志事后评论道，泰森在影片中的表现“乏善可陈，令人遗憾”。）考斯-瑞德向泰森介绍了自己。在随后的三天里，两人成了朋友。考斯-瑞德说：“他和我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两个人一起讨论他们年幼的女儿、蒙台梭利学校，当然还有拳击。他们还谈到了自我转型，两人对此都颇有心得。

《叶问 3》在中国的总票房达到 1.15 亿美元，其中首映周末票房占到了一多半。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仅去年就增长了近 50%，并且有望在明年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如今，好莱坞制片厂要出一部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先问问“中国观众买不买账？”，因为回报简直太丰厚了。拿《速度与激情 7》来说，影片在中国的票房高达 3.9 亿美元，超过美国票房，并且一度成为中国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影片。

此外，好莱坞开始打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电影也逐渐崭露头角。近年来，中国制片厂开始一改影响其一代又一代电影作品的宣传色彩，转而重点关注那些在任何国家都深受喜爱的题材：动作片、冒险片、喜剧片。今年二月，科幻喜剧《美人鱼》上映仅 12 天，便一举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票房超过 4.3 亿美元。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迷都选择去观看专门为他们制作的电影，比如《叶问》系列，而不是那些刻意迎合他们、或者向他们说教的影片。而考斯-瑞德也终于有机会出演这类影片，不用再塑造那种骄横跋扈的西方人形象了。如果好莱坞制片厂真心想搞清楚如何才能成功进军中国市场，考斯-瑞德的经历可以说无意之间给了他们一些指引。

今年一月，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考斯-瑞德碰了面，陪他一道前往浙江一座商品城——义乌，那里据上海 165 英里。下了飞机之后，我们要乘车去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片场横店影视城。他的一部新电视剧正在那里拍摄。

考斯-瑞德有些疲惫。就在几天前，他刚刚从旧金山湾区飞回中国，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那里。这位演员如今在中美两地奔波。他称中国是家，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了。考斯-瑞德有一头棕色的卷发，夹白的胡子很是浓密，宽脸庞，很上镜。他说话随意，常带粗话，经常一脸沉思，感觉下一刻就要发怒。飞机是晚上 10:30 的。登机时，他穿着一件到小腿的黑色长大衣，非常醒目。这是他要在片场穿的，到了冬天，中国片场是出了名的冷。他还背着一个沉沉的背包，里面基本上都是摄影器材，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爱好。机上的乘客只坐了一半。考斯-瑞德费劲地穿过中间过道，一直走到最后一排。他把背包扔到旁边座位上，一屁股坐下，就像在长途大巴上占了个位一样。

多面曹操

两个小时的飞行中，考斯-瑞德喝了几罐燕京啤酒，谈了谈他在去年的《寻龙诀》中的角色。影片中，他饰演一个邪教头目的律师。第一幕之后，他变成了僵尸。这是迄今为止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是共事演员名气最大的一次，这让在中国已经很出名的他又来了一次大曝光。飞机上，一位空姐认出了他。（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出了唐人街，几乎没有人认识他。）有机会出演这样一部大电影，考斯-瑞德感到很荣幸。不过他对自己的表现有些失望，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但仍不够出色。他对我说：“在很多电视节目中，你只需要说出台词就行了，真的。但在一部大电影里，你必须做得足够好。在我的第一部大电影里，我踏进了这个大联盟，但却只成功了一小步。”

尽管如此，能出演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大片之一，相对于考斯-瑞德刚起步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小时候，考斯-瑞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市。后来他进入一所艺术高中，开始对表演产生了兴趣。随后他考入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和分子生物学。大学期间他选修了中文，并开始决定掌握这门语言。1997 年，他移居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活。一开始他住学生宿舍，还强迫自己三个月里只能说中文。他说：“和其他人一样，来这里的头两年我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试着做了很多事情，但都无果而终。然后我就去教英语。”

到中国没多久，他开始和金融专业的中国女大学生李之茵约会，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交往没多久，有次约会的时候，考斯-瑞德随手翻开一本英语指南杂志，看到一则广告，一部中国电影想要招名外国演员。考斯-瑞德对表演的热情从未消退，他想，在中国当演员一定很有意思。他去试了镜，结果拿到了那个角色，工作三个月，薪酬按说约合 400 美元。电影的名字叫《没事找事》。影片中，考斯-瑞德扮演了一个美国纪录片导演，正在跟踪记录一群幻想破灭的波西米亚人。他说，制片人两年才把钱给他。不过电影杀青两周后，他又开始忙着拍一部中国肥皂剧，工期也是三个月。

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演员屈指可数。考斯-瑞德很快意识到，对制片人而言，像他这样各方面兼备的演员并不多见。他中文流利，演技不错，外表符合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美国人”形象：六英尺高、方下巴、蓝眼睛。他可以以此为生计，但他早期接的都是些小角色。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大部分导演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仍然知之甚少，所以他早期的角色大都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他很少演坏人，因为中国电影里的美国恶棍寥寥无几（这类角色往往都让在中国工作的不幸的日本演员承包了）。他说，相反，他老是扮演些“蠢家伙”。最常见的是他扮演一个傲慢的外国商人，爱上了当地的一个漂亮女子，最终却惨遭抛弃。女子最终必然会做出善良的选择，与追求她的中国人走到了一起。有时候他会扮演主角的朋友，他的存在是为了显得主角更洋气。还有一类固定角色，考斯-瑞德戏称为“傻瓜”：一个傲慢的西方人，最初对中国不屑一顾，然而到了影片结尾，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开始对中国仰慕不已。

在纽约大学学习中文时，和很多学语言的学生一样，考斯-瑞德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他给自己起的名字是曹操，中国历史上的一名大将军，也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一位核心人物。就像中国版的亚瑟王或者大卫·克洛科特（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一样，曹操既是历史人物，又是虚构人物，同时又游走于两者之间。考斯-瑞德之所以选它做中文名，一方面是因为它很好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喜欢曹操，觉得曹操是一个聪明睿智、自力更生的人。多年以后，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相当明智。在中国观众眼里，这个名字表明，尽管荧幕形象粗野，但这个美国人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

考斯-瑞德接拍了很多电影和电视，直到将近十年之后，他才真的开始小有名气。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一个名叫《第七日》（Sunday）的中国新闻节目中，他自己主持一个环节——《曹操来了》。节目一周播出一次，他负责的这个纪实环节主要是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增添国际色彩，让中国观众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重新体验自己的国家。这个环节最终演变成考斯-瑞德或多或少地在镜头前搞怪，引得中国路人纷纷逃离。比如，有一个情节是他接受猫头鹰餐厅火辣女招待的培训。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很快，考斯-瑞德走在大街上就有人能认出来了。他说：“我喜欢《曹操来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就是我。我用不着扮演电视电影里那些一成不变的蠢角色，而是可以走出去做自己。比起扮演的角色，我对自己的个人喜好更感兴趣。”

2009 年，考斯-瑞德开始在一个面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发行的出版物《Talk Magazine》中撰写专栏——《Token White Guy》，记录他屏幕内外的多彩经历。他写到，有一次一个熟人给他介绍了个广告，那是他第一次拍广告。朋友告诉他，广告宣传的产品是“一种药”。后来，考斯-瑞德去了现场，看到了他的台词。台词是英语：“Do you want to be thicker, longer and harder? Then be like Cao Cao and use Strong Balls Hormone.”大意是“你想更粗、更长、更硬吗？像曹操一样，使用壮阳激素吧。”（他没有接这个广告。）他还写到，有一次他扮演一个英国犹太人，因为爱上了一个妓女，内心深感内疚，他跪倒在地祈求原谅，而祈祷对象竟然是耶稣。还有一次，一家中国杂志用了好几页的篇幅介绍他，内容完全是虚构的，后来还用邮件给他发了一份过来。

《曹操来了》播出了大概三年，直到陷入困境的《第七日》节目组舍弃了它。（《第七日》很快也停播了。）不过它给考斯-瑞德带来了更好的影视角色，以及一系列旅游节目主持工作，这让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从西部沙漠到北方草原，再到山城重庆。

横店影视城是一个梦幻般的大型影视基地，占地 30 多平方公里，其中有等比例的北京故宫复制品。次日上午，我们乘车驶过建筑群。前往片场的途中，考斯-瑞德告诉我：“你走在这里，完全看不出（真假故宫的）差别来。”影视城里有好几个剧组正在拍摄。游客参观门票每人 199 元。很多人都一群群地聚拢在正在拍摄的片场周围。这里的体验和好莱坞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有很大不同。考斯-瑞德说道：“在这里遭罪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在演杀日本人，或者吊死某个皇帝的嫔妃。”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业一直关注于具有宣传色彩的历史剧，因此需要一个全尺寸的故宫复制品。即使到了 20 世纪末，中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总的来说，大手笔的中国电影还是充满了爱国情怀。尽管品味正在改变，制片厂还是会利用他们和政府的联系，确保自己的电影能够成功。比如 2010 年，国有制片厂和分销商巨擘中国电影集团将《阿凡达》从 1628 块屏幕上撤下，换上了由周润发主演的国产传记片《孔子》。

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仍然多选用历史题材，但是鲜明的民族色彩已经弱化，更多的是单纯的娱乐。考斯-瑞德此次来到横店，是要拍摄一部历史片，英文名叫《Knight’s Glove》（意为骑士的手套）。片中，他扮演一名英国驻华大使，和中国主角是好朋友。故事围绕着找寻一个丢失的宝藏展开。这一天，剧组正在拍摄两人分别多年之后重又相见的情节。拍摄现场位于一栋模仿英国大使馆的建筑的门口。门前，看上去很便宜的塑料英国国旗随风飘扬。正如考斯-瑞德曾经提醒的，楼里异常寒冷，没有任何保温措施或供暖设备。来自俄罗斯的临时演员裹着羊毛军大衣，端着假枪走来走去，试图以此取暖。拍摄间隙，考斯-瑞德赶紧穿上他的大衣，在肚子、腰和脚上贴上暖宝宝。片场没有咖啡也没有茶，有时会看见一些演职人员手里拿着一塑料杯温水。

由于中国政府每年只允许 34 部外国影片进入中国市场，而官方的选择标准又难以捉摸，很多美国制片厂都试图通过和中国公司合拍电影来降低不确定性，借此绕开进口规则（这类规则只有在电影制片商想要分得一部分票房收入时才适用，也就是说，它实际上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好莱坞电影）。然而，很少有合拍方获得商业上的或其他重大的成功。制片厂不仅要想方设法吸引两边的观众，还要在片场努力和对方保持顺利的合作。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制作文化的碰撞。好莱坞制片规则十分严格刻板，服从工会决定；而中国片场显然无章可循，常有临时安排，操作起来茫无依据，全凭直觉。（我曾经报道过一部影片，其中的特效师还负责发薪。）在眼前这个片场，就有几十个人站在冷风中似乎无所事事，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别，使得中美制片厂的合作困难重重，而这些问题还将影响到未来的票房收入。

好莱坞也可以刻意逢迎中国观众，但这是有代价的：这就给了政府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左右影片里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审查机构会强制制片厂剪掉他们认为有损中国形象的情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5 年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事例：在《007：大破天幕杀机》原版中出现的詹姆斯·邦德杀死一个中国保安的情节，中国观众不会看到；在《碟中谍 3》中，审查人员切掉了在上海拍摄的一个场景，镜头中有几件衣服晒在晾衣绳上；《黑衣人 3》删掉了一个特工使用记忆消除棒的场景，一些人猜测，审查人员不想让观众由此联想到审查制度。

通常审查人员甚至都不用自己动手，因为制片厂开始对他们电影进行自我审查，免得惹来麻烦。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赤色黎明》了。最初 1984 年的版本，讲的是美国人为抵御苏联的入侵展开游击战。而在 2012 年翻拍的版本里，编剧将侵略者设定成了中国人。米高梅公司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据称，他们在后期制作时耗费了 100 万美元，把侵略者重新塑造成了朝鲜人。

尽管考斯-瑞德在中国的戏路很宽，但是大部分合拍剧组都对他绕道而行。他说，好莱坞制片人喜欢用自己的演员。而中国制片人有一次告诉他，不选他是因为他在中国影视作品里出现频率太高了，会让他们的影片给人感觉太过本土。他只在两部中西合拍的电影里露过面：一部是由一位中国亿万富豪赞助的深海史诗电影，请的基本都是外国演员；另一部则是在湖北神农架拍摄的大脚怪电影——谣传有上百人在这一带山区目击过大脚怪的踪迹。两部影片在拍摄现场都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最后均未上映。

考斯-瑞德称，大部分合拍影片失败的原因，一方面要怪中国的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也在于好莱坞的傲慢自大。他说：“他们来到中国，说‘我们是从好莱坞来的，我们比你们懂得多，不管你们觉得怎么做对，肯定都不正确’。你要是带着这样一种态度来，绝对会有很多问题。你会搞错了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

随着好莱坞电影人想通了中国观众究竟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考斯-瑞德的工作性质也有了好转。虽然他在《Knight’s Glove》中的戏份没有多大突破，但他现在饰演的人物往往比以前更复杂了。

结束了上午的拍摄，我们坐车穿过影视城，去拍摄另一个场景。在汽车后座上，考斯-瑞德翻看着手机上的照片，里面都是他过去两年里演过的一些角色，每一个面部和头发的造型都十分独特。其中包括：工作在中国第一辆内燃机车上的美国工程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脏字）律师”、二战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嘻哈舞者、常常言辞睿智的酒鬼、黑社会老大、古董专家、低俗的俄国纨绔子弟、牛仔、双性恋时装设计师，还有法国侦探。

考斯-瑞德认为，像他这样的外国演员角色变得越来越丰富，要得益于中国与外界接触的增多。他说：“现在的外国演员越来越多了。中国人认识了一些外国人。于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有趣了许多。我很幸运，因为我通常接到的角色一个比一个好。”

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保持。来自中国制片人的资金，以及中国观众的消费能力都潜力巨大，根本无法忽视。任何一个到中国冒险的好莱坞人，不论是制片人、演员还是摄影师，都不得不学会如何遵循中国的规则。也就是说，要让故事情节迎合影迷们不断变化的期望，学会如何在中国没那么严格的电影片场和他们合作。China Film Insider（中国电影内幕）网站编辑乔纳森·兰德雷斯（Jonathan Landreth）撰写中国娱乐报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表示，好莱坞的专业人士或许很傲慢，但是“如果中国和好莱坞的思想相融合，会达到力量均衡的临界点。有那么多资金在推动着这些影片，好莱坞的人不得不听之任之”。

下午，《Knight’s Glove》的导演，一个染着一头金发的年轻男子找我充当临时演员，和考斯-瑞德一起演戏。我要扮演的是一个司机。我不禁疑惑地问，本来该是谁来演这个司机的？可是没人回答我。他们把我带到外面一辆放服装的卡车里，发给我一套一战时期的军装，和一个布洛迪钢盔。

我在卡车里换衣服的时候，考斯-瑞德和剧组一个中国人员走过来说：“他们让我来跟你确认下，你知道，他们实际上不会付你钱或是别的什么报酬。”我笑出声来。站在场边的人突然就被拉出来，扔到了镜头前面——这种荒谬的状况经常发生在外国人身上，频率之高令人吃惊。而像这样的时刻，成了伴随着考斯-瑞德这类人相当长时间的一种“中国故事”。

车上一个很短的镜头，我们拍了四五遍。我假装在开车，来来回回地猛转方向盘，动作夸张滑稽，就像早年情景喜剧《安迪·格里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里的情节一样。车外的轨道摇臂上有两个摄像机。考斯-瑞德坐在车后座上，另一位俄国年轻演员坐在我旁边，他们有几句对话。俄国小伙不久前还在附近的金华上学，不过现在他想踏上演艺之路。也许他在十五年前起步的话，就像考斯-瑞德一样，可能还会奏效，不过从他的演技来看，前景并不乐观。他台词记不下来，英语呆板，发音生硬。

而另一边，一开拍，考斯-瑞德就很自然地进入了角色。摄像机掠过，他望向窗外，用英国腔喃喃低语地说出台词，平稳而流畅。

翻译 熊猫译社 陈晓斐

题图来自 washingtonpost，matadornetwork、alchet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