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美国医生也纠结:应该拒绝治疗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吗?
毫无疑问,疫苗是令这个世界更安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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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想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是我们医学界多年来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在今年春季举办的美国儿科学会年度领导人论坛(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nual Leadership Forum)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在这个论坛上,来自医学界的领导人物相聚一堂,对美国范围内儿科医生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投票。
在今年投票得出的前三项决议中,有两项均与拒绝疫苗接种相关。其中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政策声明,呼吁取消对本需强制进行疫苗接种的上学和托儿所的儿童的非医疗豁免。另一项决议则表示,对于拒绝根据医生建议的时间表为自己孩子接种疫苗、或未能遵守约定按建议跟上疫苗接种进度的父母,当儿科医生在合理有限的工作时间内与其讨论过后,可以拒绝接收这些患者,决议还要求儿科学会在这两方面对儿科医生给予支持。
让我先讲述 2 个发生在 15 年前的有关百日咳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当时我可能从一个儿童患者那里染上了百日咳,而那时候还没有成人疫苗;幸好有一名精明的同事帮我确诊,然后我们开始不厌其烦地联系每一个我在诊所里接触过的孩子的家庭,或者是我染病期间到过的新生儿护理中心,通知他们有染病的可能性。
第二个案例的患者不是从我这里传染上百日咳的,但这名患者是我接收的一名未满学龄的儿童。他的母亲拒绝帮她的孩子接种疫苗,坚持称她想等到出现了有效预防百日咳的疫苗之后,再给她的孩子接种疫苗。这名患者的百日咳情况并非极度危险,患者的呼吸道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是婴儿,通常呼吸道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他已经病得很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备受这种病痛的折磨。我也不好受。我们能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百日咳,使患者变得不具有传染性,但是对于一些不幸的患者,这种病导致的咳嗽本身却足以导致肋骨骨折,咳嗽的情况可以持续 6 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
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竟然未能及时诊断出自己患的病。但是对于我的患者,我却感觉到另一种内疚感。我觉得,要是当初在和他母亲沟通时我能更坚定、更有说服力,他的母亲可能就会接受疫苗接种的想法,而他也就不用遭受这种痛苦。强烈的咳嗽让他小小的身体不断颤动,还常伴有呕吐现象。
我告诉你这两个案例,是想让你们明白儿科医生对接种疫苗的想法。
金伯利·阿维拉·爱德华兹(Kimberly Avila Edward)医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凯尔的一名全科诊疗的儿科医生,她与其所在的大型医疗保健组织为奥斯汀地区提供医疗服务。而她正是第一个推行“拒绝接收”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家庭的医生。在该组织的一些医生诊所里,有越来越多的父母拒绝接种疫苗,医生们也因此纠结于如何为这些家庭提供医疗服务。有一些接种了疫苗的父母跟她说:“你们诊所会接收未接种疫苗的病人吗,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想要到这里来就诊了。”这些父母担心在候诊室时会有染上疾病的风险。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婴儿在候诊室里染病。由于过于年幼,他们可能未接种足够的疫苗,因此有可能暴露在百日咳、 麻疹及流行性感冒等本可预防的疾病中。
据爱德华兹医生表示,当前美国儿科学会的政策似乎在劝阻医生不要拒绝接收这些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所以医生们在讨论过后,决定要制定新的政策规则。她说:“我们将会允许家长在有限的时间里考虑,直到他们觉得“好吧,我要开始为我的孩子注射疫苗”,并一直坚持遵守医生建议的时间表注射疫苗。 但是如果父母仍选择拒绝接种疫苗,很遗憾,我们将不会继续接收这样的患者。”
这是适用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做法,在这些机构,患者有权选择医生就诊。但是,我所工作的“医疗安全网诊所”(safety net)主要服务于穷人家庭的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选择“拒绝接收”患者这种方式。更何况,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拒绝注射疫苗的人往往是住在郊区的富裕白人。
即使他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是否就应该强迫拒绝接种疫苗的家庭转投那些不会如此强硬要求他们接种疫苗的卫生保健机构呢?卡罗尔·贝克(Carol Baker)医生是一名儿科感染性疾病专家,同时也是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儿科医学教授。她认为医学界不应改变其目前的政策。她告诉我,医生正以消极的态度回应这些消耗精力与时间的患者家庭,担心如果有危险疾病在他们候诊室里传播起来,他们会因此被起诉。
但是她认为,即便如此,医生仍需要保持与家长沟通,努力让孩子接种疫苗。她说:“如果医学界允许你不去努力尝试说服父母,这是违背医学道德的。”
虽然该决议在会议上得到了普遍赞同,但仍然有一些生物伦理学家持反对态度。儿科医生约翰·兰托斯(John Lantos)是堪萨斯关爱儿童生命伦理学中心(Children’s Mercy Bioethics Center)的主任,他表示,美国儿科学会当前的态度有助于鼓励儿科医生保持与还在犹豫是否接种疫苗的家长沟通,“努力做好与人沟通的工作”。
金伯利·阿维拉·爱德华兹医生称,这种允许父母在一段有限时间来考虑接种的新规则,有助于形成“互相尊重的一对一讨论”,而讨论的结果也往往是以父母决定接种疫苗而告终。
兰托斯医生认为,医生们都在说这个问题关乎截然不同的、无法调和的信仰,仿佛“疫苗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父母可以选择无视其他儿科指南,譬如在家里抽烟,不涂抹足够的防晒霜,却不会因此而被医生拒绝服务。医疗机构和人员的义务是教育父母,努力让他们为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放弃他们。
他说,如果只是担心其他儿童在候诊室有暴露于疾病的风险,医生应着眼于采取隔离患病孩子的措施,或者将其安置在候诊室之外,直到医生能够为患者就诊。他说:“又或者,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些患病的孩子走出去后传染给其他孩子,那么,你把他们从你的诊所赶走,只会让其影响更多未接种疫苗的孩子。”他的希望是,如果患者家庭能继续留在诊所,他们最终会被医生说服。“大多数人不会说‘所有人都应该拒绝接收这些儿童患者’,他们只会说,‘我的诊所不应该接收这些孩子’。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说了,世界将会变成一个更糟糕的地方。”
大多数儿科医生都治疗过一些受疫苗保护的疾病,如百日咳、脑膜炎、甚至是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和轮状病毒。未注射疫苗的孩子令我们担忧,因为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未能好好保护他们,让他们在一个更好、 更安全的世界里长大。而疫苗是令这个世界更安全的原因之一。
翻译 熊猫译社 李秋群
题图来自 change-magaz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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