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轮床上，一具死尸静静地躺在那里。

经过多日的分解腐烂，他肥硕的身躯已经开始呈现出成熟西瓜那种斑驳交杂的绿色。被人们发现时，他孤独地死在自己曼哈顿公寓内的床上，周围是堆积如山的废弃瓶子和垃圾。

如今，杰奎琳·努涅斯医生（Dr. Jacqueline Nunez）却“陪伴”在他身边。

作为一名在纽约市接受培训的法医，努涅斯医生的工作就是查明死者究竟遭遇了什么。在犯罪类美剧中，法医通常能在一小时之内就完成全部尸检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尸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速度也不会那么惊人。为了完成工作，法医需要将尸体“分解处理”。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也令人恶心反胃。努涅斯医生要连续站立数个小时，还要忍受飞溅的血液和其他体液。某些时候，她会闻到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恶臭。为了查明死因，她可能要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她试图将零散的各种线索拼凑起来，但最终也有可能一无所获。

努涅斯医生站在金属凳子上方，开始对尸体进行解剖。很快，一股浓稠的绿色液体从尸体中渗了出来。为了将更多液体从尸体中舀出来，她使用了一把工业级别的长柄勺。接着她将双手深入尸体内部，想要寻找肝脏的位置。不过她一无所获。拔出双手后，手套上沾满的各种液体开始滴落。

她说：“哦，真是一团糟。我不确定下一步应该干什么。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坏的情况。”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努涅斯医生用钳子打开了死者的胸腔，以便取出心脏和肺部。她还切除了死者的肠道。接着她操起一把呼呼作响的电锯切开了死者的头颅，然后伸手进去拿出了大脑组织。

做完一切工作后，她将现场好好清理了一番。接着，她又开始了对下一个“病人”的尸检。

努涅斯医生是纽约市一个法医培训项目的学员。如今，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全美最具声望的法医培训基地。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曾因管理无能和偏向警方而受到广泛的指责。法医病理学培训医生项目（The Forensic Pathology Fellows Program）建立之后，这个曾经长期处于混乱中的机构迎来了新生。

据国家法医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xaminers）估算，全美目前共有大约 500 余名在职的法医病理学医生。他们散布在全美各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然而，这一数字勉强能达到实际需求的一半。

国家法医协会主席大卫·福勒医生（Dr. David Fowler）认为，法医短缺的根源在于培训机会有限。而且相比于工作在医院或者私人医疗机构中的病理学医生而言，法医们的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他说：“我们珍视每一个通过了法医资格考试的人，希望他们都能来从事法医这个工作。”

从 1990 年开始，纽约的培训项目已经培养了 100 名合格的法医。

因为这个培训项目，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一直是全美各大法医办公室的典范和楷模。与此同时，该项目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的法医专家。截至目前，全美有 20 多个行政辖区的现任或者前任首席法医均毕业于纽约的法医病理学培训项目，这其中就包括了华盛顿、旧金山、檀香山、康乃狄克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该项目位于纽约，因此纽约市从未出现过全美其他地区那种法医短缺的情况。

努涅斯医生今年 34 岁。在过去的一年中，她和其他四位医生一同接受培训，为成为一名法医而努力学习。

努涅斯医生是一个开朗的人，喜欢佩戴大号的金制圆圈耳环。她是接受培训的学生，但经常有人将她错认成教师。在长岛阿米蒂维尔（Amityville）长大的她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的父亲是园林工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前来纽约接受培训之前，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就读了医学院。

努涅斯医生随身携带的不是传统的黑色医生包，而是一个红顶的 Craftsman（美国著名工具器械制造商——译者注）工具箱。在这个箱子里，你能找到刀子、手术刀、钳子和剪刀。她并不介意处理各类尸体，甚至面对正在腐烂变质的尸体也泰然自若。在业界，人们一般称这种尸体为“腐尸”。通常而言，法医们最不喜欢的工作对象就是“腐尸”。

她说：“很多人（尤其是其他内科医生和其他病理学医生）曾经告诉我，‘我本来也应该挺喜欢法医这个工作的，但我受不了处理腐尸。’实际上，腐尸对我来说没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能为他们提供一丝关怀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能将他们的死亡与此前生活连接起来的人。对死者而言，我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人。”

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 520 号，坐落在一个低矮破旧的大楼内。这座建筑年头已久，标志牌上的好多字母都已经缺失不见。楼内接待处背后的墙上写着一句拉丁文的铭文，翻译过来是：“在这里，逝者为生者提供帮助（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dead help the living）。”

法医是逝者与生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通过解剖工作，他们提供答案，安抚悲痛中的死者亲属。在需要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还能为警方提供证据和信息。在纽约，法医们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但却经常被人们忽视的角色。每年，纽约市的法医要对 5000 多具尸体进行解剖分析。这些死者可能是暴毙，可能是死因存疑，也可能是因为犯罪活动、意外事件或者自杀而失去生命。

200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之后，纽约市的法医承担起了繁重的职责。在断壁残垣之间，他们要为 2700 多名遇难者寻找骸骨。当尸体不完整时，法医就不得不“因地制宜”，利用一些特殊手段完成工作。通过 Tiffany 捐赠的金属戒指测定装置，他们能根据遇难者的手指尺寸来确定身份。

载满 260 名乘客的 587 号航班坠落皇后区的那一年，装满炭疽热的信封成为新的恐怖威胁的那一年......在这些危机时刻，我们总能看到纽约法医们忙碌的身影。

2014 年，芭芭拉·桑普森医生（Dr. Barbara Sampson）被任命为纽约的首席法医。她表示：“恐怖的事故发生后，遇难者的尸体情况会非常糟糕。法医们的工作难度也就很大。”

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目前共有 600 名职员，其中 24 人为高级法医。他们之中的 20 个人毕业于该市的培训项目。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在该市的每个区都设有办公室，还管辖着三个停尸房，全国最大的公立 DNA 实验室以及其他的毒理学、分子遗传学、组织学实验室。在组织学实验室里，工作人员会利用显微镜对死者的身体组织进行观察。

国家法医协会表示，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每年的预算为 7500 万美元。这相当于全市居民每人每年在实验室、调查和其他活动费用上享有 8.82 美元的经费。相比于全国平均每人每年 3.36 美元的经费，纽约市的标准高出了许多。

桑普森医生是 1998 年培训项目的学员。她说自己想要培养能与他人很好交流并协同合作的未来一代法医。纽约市法医培训项目的选拔非常严格：候选人必须毕业于医学院，并且已经完成了病理学的住院医师实习。经过为期四周的无薪选拔考察之后，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留下。参与培训项目的学员每个学年（从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可以获得 131566 美元的工资。 

培训末期，学员们要参加一个全国性法医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执业考试。当然，几乎所有学员都能顺利通过。此后有人可以担任高级法医这样的永久性职务，领取 159741 美元的年薪。这只是第一年的数字，以后会随着时间增长会出现变动。还有的人可以获得继续参加第二年培训的资格，进而在大脑和心脏病理学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学习。相比之下，在医院和私人医疗机构工作的普通病理学医生一般可以拿到 20 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年薪。

总体来看，纽约市法医培训项目一共招收了 58 名女学员和 42 名男学员。其中大约 20% 的人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亚裔。很多参加项目的学员都来自外国。比如今年的学员中就有在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长大的医生。

斯蒂芬·梅利托医生（Dr. Stephen Melito）今年 32 岁，他怀揣着成为法医的梦想就读了医学院。青少年时期，他生活在长岛的法明代尔（Farmingdale）。那时他经常参与秘密的警察执法活动，自愿以未成年人身份前去购买香烟（美国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译者注）。到了高中阶段，他开始研究如何在刑事犯罪现场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

不到一年前，Kanayo Tatsumi 医生与一名外科住院医师喜结连理。此后不久她从佛蒙特州搬来纽约，而丈夫则继续留在佛蒙特州接受培训。Tatsumi 医生今年 33 岁，她在大学期间就去伊利诺伊州的法医办公室进行了实习。她观察的第一例尸检是一个死于车祸的年轻女人。那时，她不停地思考着关于死者的问题：死者系安全带了吗？车祸时安全气囊弹出来没有？

Tatsumi 医生回忆说：“死的本可能是我，也本可能是我的朋友。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能从死者身上获得很多数据和信息，但我们依旧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防止伤害发生。”

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大楼的 335 房间是培训医生办公室。在这里，所有受训中法医的办公桌并排摆在一起。而在公告栏上，你能看到许多张培训医生们的照片：有的人穿着危险物质防护服，有的人在参加聚会，有的人抱着孩子......

培训医生们的生活只有两种模式：需要完成尸检（autopsies）的 A 日和需要完成文书工作（paperwork）的 P 日。他们要在繁重的压力之下挤出时间参加讲座，学习枪伤、钝器所致外伤和儿科疾病导致死亡等各类知识。除此之外，学员们还要前去犯罪现场，在各个实验室之间穿梭，学习处理埃博拉这类传染病以及应对恐怖袭击。

A 日从早上八点的分诊会议开始。

努涅斯医生站在讲台后面，为高级法医、法庭人类学家、警方探员和医学院学生展示不同死者的具体情况。那个 A 日一共有 11 个病例，包括了一个在家摔倒后死亡的老年男性和一个死于自己兄弟家中的吸食可卡因上瘾的年轻男性。无论是案例数量还是具体情况，那都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介绍完毕后，努涅斯医生便前去停尸房。检查好走廊中的裹尸袋后，她对技术人员说：“这是我的。这一个也是我的。今天我要处理好几具尸体。”

她的下一站是解剖室。纽约市法医培训项目的解剖室中共有八个工位，每一个位置都配有金属解剖台和天平。早上九点半，努涅斯医生已经在其中一个工位准备就绪，开始专注于手头的第一个病例：一具瘦弱的黑人男性尸体。她摘除了尸体的胰腺，发现上面有因为血液淤积而出现的深色斑点。这是一个有用的信号，说明死者去世前很可能在室外寒冷的环境中待了很久。

上午十一点之前，她就完成了第一例尸检并开始准备处理下一个病例。努涅斯医生没有休息，也没有停下来吃午餐。她说：“一旦开始工作，我就要保持节奏。你能锻炼自己的耐力、体力，并且慢慢适应这份工作。这就是我这一年培训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尸检的进行，她身上沾满了各种血迹和液体。

她说：“我已经习惯了，不会再因为这些东西感到恶心。”

下午三点，努涅斯医生依旧在对第三具尸体进行解剖。此时其他法医则聚集在一起，回顾他们工作过程中的各种发现。目前为止，努涅斯医生还没有找到什么太值得上报的东西。她说：“有时候就会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仔细检查一切，而不是草草了事。”

全部尸检结束后，努涅斯医生回到培训医生办公室，开始为今天的每一例解剖起草报告文件。在结案之前，她还会进行实验室检测、约死者亲属面谈以及考虑其他证据。桑普森医生会认真阅读每一份解剖报告。

纽约的法医培训项目是查尔斯·赫希医生（Dr. Charles S. Hirsch）留下的宝贵遗产。1989 年到 2013 年期间，赫希医生担任了纽约市的首席法医。他不仅专业技术能力出众，还注重科研诚信、生活常识和对逝者的同情。苏珊·伊利（Susan Ely）是 1997 年培训项目的学员，目前担任该项目的主管。她说：“我每天都会引用两三次赫希医生的话来教育别人。在这里，你始终能感受到他巨大的影响力。”

赫希医生此前在马萨诸塞州的沙福克县（Suffolk County）担任首席法医。1989 年，纽约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I. Koch）任命他为纽约市首席法医，希望他能领导当时备受抵触和质疑的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走出阴霾。在此之前，市长已经解雇了管理不当和领导无能的前任纽约市首席法医埃利奥特·格罗斯医生（Dr. Elliot M. Gross）。

1985 年，辩护律师和法医学专家针对格罗斯医生提起指控。律师和法医称，在死于警方羁押期中犯人的案件里，格罗斯医生会给出误导性或者错误的尸检结论。市长委员会认为他没有不道德行为，但却发现首席法医办公室存在一种长期形成的问题：在针对死于警方羁押期中犯人进行尸检时，首席法医办公室会习惯性地无法确定死因。

虽然如今的首席法医办公室堪称专业和独立，但它依旧面临争议和和质疑。有人认为该机构使用了高敏感度的技术手段（即用于 DNA 检测的样本数量较少）对 DNA 痕迹样本进行分析。而且这种技术手段早就备受批评，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靠的手段。今年二月，毒理学实验室前任主管公开起诉纽约市。她称自己的实验室使用了上述技术手段，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为此，她被迫辞职。

每一名参加培训项目的学员都应该完成 250 例尸检解剖。这一数字是根据法医培训的全国标准而得出的。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死因充满了多样性。这保证了参与培训的医生能见识到各类可能的伤害。朱迪·梅琳涅克（Dr. Judy Melinek）在 2014 年出版的回忆录《与尸体打交道的工作》（Working Stiff）中回顾了自己参与培训项目的经历。她说一名参与过培训项目的医生建议她前去纽约。“那里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死法，教学也堪称杰出绝妙。”

拉斐尔·加西亚医生（Rafael Garcia）今年 36 岁。他在七月刚刚加入培训项目后就遇到了很多案子。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凶杀案可不简单，因为那是一起双尸命案。为了给其中一位被捅了 20 多下的遇害者尸检，他工作了七个小时。而进行解剖的前一天，他正好刚刚听了一个关于刺伤的讲座。一年之后，加西亚医生已经完成了 250 例尸检。这其中有大约 20% 的案件至今未被侦破。他告诉我们：“在电视剧中，法医能在案发当天完成全部尸检工作，而警察也能在同一天破案。这看起来很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

育有两个孩子的加西亚医生在墨西哥长大，他加入培训项目之前接受的是眼科医生的培训。他说自己丝毫不后悔转到法医病理学专业。“工资很重要。但相比于终身从事一项我根本不喜欢的工作而言，我更想要一份能让自己开心的工作。”

培训医生们用 Excel 表格记录自己的尸检数据。在表格中，他们会写清死者的姓名、简史和解剖发现。最常见的死法是因为意外身亡或者自然死亡。最罕见的死法是死因未定、死亡方式未定或者死因和死亡方式均无法确定。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努涅斯医生已经完成了超过 150 例尸检。她的未婚夫是一名会计师。根据他的计算，努涅斯医生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月完成大约 25 例尸检才能达标。五月份时，这一数字达到了 215 例。而截至上周二，她已经完成了 242 例尸检。

虽然一直努力保持乐观，但是努涅斯医生表示解剖案例的确能让人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哀伤。她有很多减压的方法，比如和未婚夫出去吃晚餐或者与大家庭一起共度时光。可即便如此，她还是会失眠。

谈起受害者的家庭，她说：“我想要给他们更多信息，可我知道我做不到。高级法医们总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很全面。’法医的能力总是有局限性，你必须学会适应这些局限。”

其他的培训医生也有自己的减压之道。梅利托医生的妻子玛丽是一名教师，他们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目前，他全家都住在新泽西州。他说自己从来都不看关于家乡的新闻。糟糕的日子里，妻子和孩子们都会给他更多的拥抱以鼓励。

Tatsumi 医生则经常哭泣。在尸检中，她会发现死者并不是正常去世。有的时候，死者可能在痛苦或者惊恐中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她说：“这击垮了我。我不善于隐藏情绪，所以一切心情都呈现在脸上。”

目前，五位培训项目的学员都拿到了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发出的工作邀请。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只有梅利托医生除外。他想要在距离家更近的地方找个工作。

桑普森医生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相框，里面是每一届培训医生在毕业当天的合影。而在培训医生的办公室内，你能找到非正式版的毕业纪念照。几乎所有这些欢乐的大合影都整齐地排列在一面墙上。桑普森医生说：“这面墙上都是赫希医生在任时的毕业照。”

桑普森医生指着另一面墙说：“这一面墙属于我。”墙上目前只有两张照片，分属于过去两届培训医生。她告诉我们：“希望有一天，墙上的合影也会多起来。”其实用不了多久，努涅斯医生这一届的照片就会挂在这面墙上。

努涅斯医生说，相比于治愈疾病而言，她总是对疾病的成因更感兴趣。即便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她也是如此。她在全身心阅读病人实验室报告时总会想：“我真希望能切一块这个女人的肺，然后好好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努涅斯医生说她至今仍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过现在，她渴望的是为逝者的亲属提供服务。“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动力。作为法医，我能为逝者的亲属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答案，帮助他们了结心愿。这是其他任何工作都实现不了的。”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源：metroautop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