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

陈馨怡 · ·

大多数人会尽力把废品从生活中尽快驱逐出去,有些人却以此为生。这些人从哪儿来?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将往何处去?

作者简介:

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研究兴趣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资本的交叉博弈关系。

张劼颖: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领域为环境人类学、废弃物、社会运动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STS)。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节选一:垃圾围城

没有人喜欢垃圾。垃圾肮脏,而且是“没用”的!不是吗?没有人喜欢肮脏而且没用的东西、城市生活处处光鲜亮丽,整洁如新。在公司、学校、住宅楼、大商场里面流连,清洁工会随时扫去脏东西,把垃圾丢藏在最隐蔽处。其实,我们在城市里大量消费,大量丢弃,不但消费会带来快感,扔掉东西也是种乐趣。拆开新的商品,把包装扔掉。吃不完的饭菜,可以倒掉。东西多了、旧了、不想要了,可以丢掉。现代都市人,谁不能领会“喜新厌旧”的要义?这种消费的增长,同时导致垃圾以爆炸性的速度激增。

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泥足深陷于垃圾之战。

《废品生活》这本书希望把这个社会建构的自我和他者重新联系在一起。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我们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与其说我们对所谓“边缘的”、“贫穷的”捡破烂人群感兴趣,不如说我们希望解构这些二元的建构,透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城市化,以及中国特有的现代性问题。

本书试图切入废品的社会文化意义。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样是收废品人,我们讲述的不但是他们与废品的经济关系,更是他们与废品建立的文化社会关系。我们想要提出的是,废品其实不断在建构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也在参与构建一套新的价值观,甚至如既有的研究所言,构建一套新的道德观。

节选二:封闭的收废品群体

很多时候,拾荒者群体给人的感觉是封闭性的。与一般农民工相比,废品从业群体和这个城市发生密切联系的,不是现代化的工厂、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道路桥梁或是精美装修的居民住宅,却是现代性的反面、他者——城市生活每天产生的垃圾。实际上,垃圾作为一种肮脏的生产资料,直接造成这个群体的聚聚形态,和连带的一种特有的封闭性。为了把垃圾变废为宝,他们需要海量的垃圾,然后再在这垃圾山里面寻回和分拣具有价值的材料。垃圾量太大,就需要场地存储。更重要的是,垃圾是令人感到肮脏和厌恶的,是所有人迫不及待想要排除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为了处理海量垃圾,他们就不得不创建和维持一个和外界隔绝、属于自己的空间。院子要足够大,还能提供场地来分拣和积累存放货物。

此外,为了工作方便、节约成本,拾荒者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合二为一的。他们需要每天长时间和垃圾打交道,生活也会围绕垃圾来安排,例如和垃圾相处,就决定了他们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吃饭、清洁、休息,穿着什么样的衣物,以及使用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如此,生活、工作和垃圾融为一体,就形成了聚群而居、在这个空间中既工作又生活的独特形态。聚居的群落,也结成了相互交织的紧密的关系网络。

拾荒者们白天就蹲在各自的垃圾堆中,一刻不停地分拣着,偶尔也会相互聊天,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他们常常很早就开始一天的活计,随着夜幕降临,一天的活也差不多干完了,拾荒者这才各回各家,小屋门口搭建的简易灶棚升起炊烟。他们打开只能收到四个台的破旧电视,在自己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吃饭、交谈、早早睡觉。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就又摸黑起身,骑着三轮车前往各处收集垃圾,然后拉回家,重复一天的劳作。

这个封闭的空间和情感网络,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这个网络首先是一个信息网,他们可以由此得知某种货物的行情、价格,交换信息以至对政策、对形势的理解,从而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一个休闲娱乐乃至相互支持慰藉的网络,其中彼此的感情纽带,为这个“身在异乡为异客”由格外被边缘化和歧视的底层群体,提供了情感支持。此外,这还是一个互助的网络,他们会彼此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增强自我保护乃至议价的能力,也互相帮助处理突发事件或者渡过难关。我们把这种集群性的网络,以及各种相应的“行规”,理解为一种“社群性”。其中的规范起到了信息流通、资源交换、确保行业顺畅进行、保护和支持的作用。

节选三:小区垃圾生意经

学生时代,小张最后悔和无奈的事,就是选错了专业。他在中专学的是“粮食调度”。可是现在计划经济改革了,连粮站都没有了,这个专业也就成了“屠龙之技”。看不到什么前景,还没等毕业,他就退学了。小张父母在老家务农,兼在镇子上卖点小电器,小张也曾经跟着父母一起卖,可是生意不好,小镇上铺位不少,但购买力实在有限,小张不得不另谋生计。

2007 年,结婚没多久,小张就追随他的大姐来到北京。大姐在北京捡垃圾多年,他跟着入行。他说:“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干这个,但是也不得不干,挣到了钱还可以做别的。”又说,“现在那些学生,觉得自己是学生,像那中带点体力的(工作),脏点累点的,都不愿意去干”,言语中带着点批判的意思。至于为什么不去工厂,或者去做建筑工,我也问过小张。他说工厂不自由,而当建筑工人又害怕被拖欠工钱:“都是给别人干,不好说,听说都是干一年才结钱,还有拿不到钱的,白干。像我干这个,卖多少,钱都拿到自己手里了,从来不赊账。”不愿打工,源于对被坑骗的恐惧,另一方面,当个自我雇用者,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

“包小区”虽然辛苦,但是收入稳定,垃圾源源不断,只要每天处理,就能定期换来现金。我不知道他最初是如何克服障碍、忍受垃圾脏臭的。他只淡淡地说:“最开始也怕脏,做久了,就习惯了。”

不过小张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做生意的打算。他有两个宏伟的目标:一是通过捡垃圾,攒够一笔本钱,然后回老家做一门生意;或者,在北京把捡垃圾的事业做大,必要的时候请几个亲戚来帮忙,自己当老板。关于回老家做生意这件事,几年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动脑筋。

有次去找他,像往常一样,我站在旁边,他蹲在一大堆货物中间,一边分拣,一边不时地打开垃圾中的废报纸,看到有趣的,随口读两句。我们像以往一样,闲聊时事,互相询问近况。他突然认真起来,说:“我有点事,想问问你。”原来他想回老家做生意,有两个项目可以选。一个是蛋糕店,镇上原来开蛋糕店的那家人不想做了,正在找人接手,另一个是纸厂——一开始他不好意思直说,后来慢慢解释道,是“给死人烧的那种纸”。我们就蹲在那儿分析了一下午,考虑了各种利弊,用树枝在地上横七竖八地划了很多条道道。不过后来,他一样也没有选,而是继续留在北京。

当然,这并不令人吃惊。如果你知道他们这些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人,是多么容易改变主意。他们多么习惯于没有计划,或者随时改变计划,不管是长远的还是近期的。每当我们问:今年你们会不会回家啊,什么时候走啊,回去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下半年什么打算啊……诸如此类的问题,每次都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不过得到最多的说法还是:“不一定,走一步看一步”。很多时候,他告诉你一个日期或者一个计划,但后来你发现他并没有真的那么做。不需要问,每个人的计划都在变动当中。没有人能肯定未来的打算。小张说自己一直在各种想法中犹豫不决:“有时候我想干脆回家去!有时候又想算了,还是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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