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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是一个范围,而不仅仅是男女,更不应该对立

Courtney Addison · Samuel Taylor-Alexander · ·

男女二元论是一种狭隘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时候换一种眼光了。

科特妮·阿迪森(Courtney Addison)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健康、科学和医学。

萨缪埃尔·泰勒-亚历山大(Samuel Taylor-Alexander)是爱丁堡大学一名资深医学人类学研究员,2014 年出版的《论面部移植:生命以及实验性生物医学中的伦理》(On Face Transplantation: Life and Ethnics in Experimental Biomedicine)一书是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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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它往往还背负着道德的重量、被打上科学真理的印记。性别(sex)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法语(sexe)和拉丁语(sexus),而 sexus 又与拉丁语中的 secare (区分/分割)和 seco (一半)相关。因此,二元制的性别概念在欧美思想中如此根深蒂固也并不为怪,与此类似的二元法还存在于其它很多概念中(比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文化)。这种理念采纳并巩固了通过性别划分来进行的劳动力划分,例如女人属于更弱的性别。语言也反应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我们论及性别的时候总是“对立的”,纵观一生,我们会发现自己一直被鼓励着以二分法的方式来看待这个生命存在的重要方面。

虽然这种性别二元在社会生活中以合理、清晰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但它们也会渗透到那些被认为本该对偏见免疫的领域。举例来说,它们会渗透进性科学领域。

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 在 1991 年发表的《卵子与精子》(The Egg and the Sperm)一文中,对生殖生物学的“科学童话”进行了阐述。通过查阅教科书与期刊文献,她发现诸多关于精子的描述都是活跃的、独立的、强壮的、充满力量的,它是男性身体产生的宝贵的东西;与之相反地,卵子却更多被建构为大而被动的,对它们的描述更多地使用被动语态,而且它们的命运也掌握在或遇到、或遇不到的精子那里。

这种陈述方式在新的科学发现之后仍然继续着:事实上,精子本身产生的推力非常有限,它们附着在卵子上的过程是双方共同分子结合的结果。

马丁想表达什么呢?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而且对于欧美科学家来说,性别化的假设在这种模式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在 1990 年问世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一书中,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坚持将划分性别(sex)归于自然的作用,恰恰自证了它的非自然性。她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通过互动、社会化及其他过程)建构出来的理念已经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巴特勒此时的重点在于,性别与社会性别一样,自始自终都是文化生产的结果。最近的科学发现表明,性别实际上并不是二元的,这一点对于熟悉巴特勒和马丁之类的人来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现如今,坚持以二元化的方式来看待性别,就像在顽固地抵抗一种模式的变迁。克莱尔·安斯沃思(Claire Ainsworth)在 2015 年发表于《自然》(Nature)杂志上的研究报告《重新定义性别》(Sex Redefined)中,列举了诸多案例来支持一种生物学主张:性别远非二元的,它更应该被看作一个范围。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一名 70 岁的老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需要时不时地去做手术,因为外科医生发现他的体内长着一个子宫。

在发育的初期阶段,胚胎是没有性别的,它会渐渐发展出男性或者女性的特征。安斯沃思写道:“性腺的身份在两种对立的基因网络的较量中出现。”不同的基因引导着性腺发育为卵巢或睾丸,再或者像 RSPO1 基因会发展为卵精巢,也就是两者的结合。同样有意思的是,对实验鼠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性腺最终呈现何种状态,并不是生命初期就固定下来、而后一直延续下去的,它需要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不间断地加以维系。

这幅图景所描绘的是,性别作为一种复合体,会潜在地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性别同时涉及了基因、荷尔蒙和形态学。性别的不同表征彼此交错重叠,人们可能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们身体里有着“相反”性别的细胞甚至器官。

安斯沃思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多重性别身份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的接受,科学也赋予了性别范围一种可调用的合法化权利,但法制体系在这种思想面前仍然显得迟钝,缺乏应对的条件。女性主义者和女同、男同、双性恋以及跨性别学者和活动家们已经在一段时间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为从法律、性别与社会性别角度思考它给出了丰富的选择。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在其它年代和其他地方探寻,看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都是从哪儿来的。

托马斯·拉奎尔(Thomas Laqueur)在 1990 年出版的 《制造性》(Making Sex)一书中提到,一些前现代时期的欧洲人认为只存在一种性别,他们会对这种性别附上两种可能的社会性别。

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仅仅只是男性身体的反演。两种身体的性征都与阴茎有关,它在女性的身体中是内陷式的,而在男性身体上是外凸式的。在罗萨琳德·莫里斯(Rosalind Morris)撰写的《All Made Up》(1995)一书中强调,拉奎尔的著作“迫使读者承认,性别的二分法可以被人们想象成各种样子,但无一例外,它们都不能被简化为当代生物学认定的、完全对立的、所谓自然的身体。”它同时提醒我们,“性别范围”本身就根植于欧洲/西方的性别二分法中,它在男性与女性提供的框架之中映射出了新的性科学。

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在 1988 年出版的《The Gender of the Gift》一书中提到,在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方,也就是散落在西大洋洲海上的那片群岛上,人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性别化的他人身体——他们父亲的骨头和他们母亲的血液——组合而成的。也因为如此,他们永远都是男性与女性的复合体。虽然这里的人们看起来也像“男人”和“女人”,“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单一性别的个体之中,会有部分身体或附器‘属于’与其相反的性别”。不仅如此,这些部分不一定永远属于任何一种社会性别——它们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与交换都会使得性别在人们身上有着不同的呈现。

这种对人的人格的“分割式”理解,恰巧与被欧美世界看做理所当然的个体主义截然相反;非个体主义承认了一种存在的形式:人的人格不是一个有界个体,而是社会整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断地诞生与存在,正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与交换中得来的。在这种对人的人格的理解之下,性别就变成了一种非整体式的现象。

桑德拉·班福德(Sandra Bamford)在 2007 年出版的《Biology Unmoored》一书中提到,生活在巴布新几内亚高地上的 Kamea 人并不从基因和遗传的角度理解亲属关系,而是会从交流中所引发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对 Kamea 人来说,母亲和父亲身体中的物质在子宫中斗争,而孩子的最终性别是由强者决定的。在最初的 5 年内,男孩和女孩会得到实质上相同的对待,他们被称为 imia (大概就是孩子的意思),而不带有任何性别化的指征。班福德写道:“‘男性’与‘女性’、‘兄弟’和‘姐妹’的区别,并不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非性别化的‘一滴血’背景之下被创造出来——它在这里是一个孕育着最初的相同机体的概念。”这种同一性在女人结婚或者男人完成成人仪式时才会逐渐消失。通过这些仪式,人们才变成完整的生殖性生命体。对 Kamea 人来说,生物性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需要在社会进程中逐渐呈现。

其它时代或其它文化提醒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性别是我们对彼此、对我们的身体所进行的种种假设,也是我们从与他者的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的产物。如今科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性别是一个范围,而非简单二元的男性或女性,那么也是时候放眼周遭,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涉及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为我们再次展开对性别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提醒着人们,性别范围根植于欧洲/西方对人和身体的理念之中,我们需要带着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最基本的生物性假设。

翻译 熊猫译社 饮墨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ab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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