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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一个记录了 1980 年后埋葬于哈特岛尸体的数据库，《纽约时报》完成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相比于《纽约时报》发掘出的成千上万的故事而言，上述几个名字和他们的经历只是沧海一粟。数据库中的记录让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描绘出逝者生前的经历，也揭示了很多种导致纽约市民最终长眠于乱葬岗的原因。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冷漠无情和背叛出卖

1993 年，纽约市通过了关于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当时人们认为这一制度堪称典范。不过，监护人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效果。政府和新闻媒体的调查多次表明，监护人系统中充斥着大量人脉背景深厚的律师。这些人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疯狂赚取律师费。规定要求监护人填写必须的法律文件，但少有人遵守规定。另外监护人系统也未能做好内部监督，甚至连公然盗窃被监护人财产这样的事实都没能查明。

以往的曝光调查都是以财产为线索开展工作，而不是关注被监护人的遗体去向。监护人系统的数据也零零散散，经常会出现各种漏洞。而且，人们通常很难获取这些数据。

但切入点还是被找到了：当逝者要被送往哈特岛埋葬时，监护人文件上会出现相同的名字。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文件，并从地方法院的仓库中将其调阅出来。

被监护人中少有富庶之人，但也不见穷困潦倒者。或者说，至少他们在进入临终关怀的漩涡前还有那么一些财产。在有些案例中，监护人疏于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候，即便是最后的安全保障措施——一份葬礼基金、一块私人墓地、一份遗嘱——也不能保护被监护人的遗体和财产安全。

菲利斯·韦克斯勒（Felice Wechsler）是纽约州心理健康法律服务项目（Mental Hygiene Legal Service）的高级律师，也是在监护人系统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手。当得知很多拥有法庭指派监护人的死者最终被葬于哈特岛时，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最残忍的事情之一。”

康斯坦斯·米拉贝利（Constance Mirabelli）是一位丧偶的簿记员。笑声爽朗的她非常喜欢乘坐纽约的公交车。1999 年，米拉贝利的房东申请法庭为其指派监护人并得到批准。此时，她在西村（West Village）租住了一间租金管制的公寓，还在天主教堂的公墓中拥有一小块墓地。

房东投诉她不能自理，有时还会让浴缸的水溢满底板。随后纽约市派来了精神病医生。米拉贝利对医生说：“我还不是个废人呢！我现在踢人依旧很疼。”

四年时间里，米拉贝利先后更换了两位法庭指派监护人和两家养老院。最终，91 岁高龄的她与世长辞。去世之前，她在皇后区的圣约翰公墓拥有一块墓地，还从养老金中攒出了 2000 美元的葬礼费用。根据法院的命令，这笔钱应该得到妥善保存并用于丧葬支出。可是即便如此，她最终依旧长眠于哈特岛。2004 年二月，米拉贝利和 137 个陌生人一起被埋在了 307 号沟渠。

当时，米拉贝利的监护人是乔·安·道格拉斯（Jo Ann Douglas）。这位律师善于接手有利可图的官司，经常在名人离婚诉讼中被法庭指派为儿童的监护人。在最终的会计报告中，她称自己已经为米拉贝利女士安排了“适当的运输和葬礼费用”。当然有一些问题她没有具体说明——她为米拉贝利女士准备的是纽约停尸房的卡车和贫民公墓。十年之后，《纽约时报》询问她有关米拉贝利女士案子的情况。她在旧笔记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因此无法解释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她在邮件中问道：“我们能不能将米拉贝利的遗体迁回到圣约翰公墓中？”她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弥补。

大量监护人系统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缺乏葬礼费用的穷人总是会遭遇厄运。同时，他们还会经受官僚系统的冷漠和残酷。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纽约自诩为国际化大都市，但这里的外来移民却是最容易被侵害的群体。

来自古巴的西罗·费勒（Ciro Ferrer）被埋在第 357 号沟渠。这里一共埋葬了 150 个人，其中 48 个是西班牙裔的外来移民。过去的 25 年间，费勒一直在皇后区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的食品市场工作。凭借这份工资，他养活了远在古巴哈瓦那（Havana）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纽约，费勒独自居住在埃尔姆赫斯特公寓内。有一次政府部门发现他衣衫不整且营养不良，还独自一人在靠近住所的街头游荡。最初，有关当局的公共记录将他描述成一个 70 岁且无子女的独居老人。

2007 年，他被诊断为痴呆症，随后被安置于皇后区 Far Rockaway 的 New Surfside 养老院中。他告诉法庭指派的评估员，自己在古巴还有家人。在监护人系统的文件中，我们能看到他在哈瓦那的居住住址和妻子蕾格拉（Regla）的电话号码。我们甚至还能查到法庭指派监护人提交的报告，提及计划为他购买一个电话卡以便与“海外”的亲人取得联系。

但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践。费勒每月可以领取 669 美元的社会保障补贴，而他的监护人尼古拉斯·拉图斯（Nicholas S. Ratush）要从中划走 400 美元作为报酬。剩余部分的费用则被养老院拿走。2012 年 10 月 29 日，费勒离世。拉图斯称他不知道费勒有任何亲属，因此没办法向任何人通知这一噩耗。

2015 年时，费勒的女儿艾尔达（Ilda）已经 53 岁。居住在哈瓦那的她从《纽约时报》那里听说了父亲的死讯。八年之前（那时费勒还健在），艾尔达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法庭评估员的来信，称费勒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艾尔达试图通过电话和邮件与这位评估员沟通，不过均无功而返。此后不久，费勒的妻子也撒手人寰。孩子们试图通过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与父亲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费勒的女儿说：“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只能让父亲孤独地长眠于荒岛上。”

逝者的遗愿惨遭无视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将亲人埋在乱葬岗一样的公共墓地是件令人可耻和丢脸的事情。朱莉·鲍塞尔（Julie Bolcer）是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据她透露，很多人拒绝在停尸房内认领自己的亲属。她表示，首席法医办公室不会记录这种案例的数量，也不会询问具体原因。

1999 年，17 岁的萨尔曼·古登被葬于哈特岛。他的姐姐没有在停尸房认领他的尸体，原因令人痛心：“难道我们想让他长眠于乱葬岗吗？肯定不想！可我们没钱安葬他啊。一想到弟弟的尸体被拉走并被随意埋葬在孤岛上，我的心就在流血。”

萨拉曼是家里的开心果，经常搞一些恶作剧。这个可爱的孩子曾经过着不错的日子。他的父亲是个负责任的家长。这位退伍老兵在布鲁克林找到了两份工作：在医院看大门和在银行当警卫。但是萨拉曼七岁那年，父亲与世长辞。从此之后，整个家庭就要靠社会保障度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和吸毒者以及流浪汉一同居住在庇护所内。渐渐地，母亲丽塔·尼尔森（Rita Nelson）染上了毒瘾。萨拉曼最终因为悲惨的自行车事故受伤，并在去医院的路上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

2014 年，萨拉曼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孩子们凑了 7000 美元，为她在长岛的卡尔弗顿国家公墓（Calverton National Cemetery）举办了葬礼。据悉，萨拉曼父母的棺椁正好埋在一起。直到那时，孩子们才知道这块墓地还可以再埋一个人。把萨尔曼的尸骨迁回来？

姐姐马拉德·拉托雷（Malondya LaTorre）说：“他们说，一切都太晚了。”

在另一个区域的一道沟渠内，桃瑞斯·麦克雷（Doris McCrea）静静地长眠地下。麦克雷是一个寡妇，在全球最大的私营企业康地谷物公司（Continental Grain）上班。退休前，她已经是该公司档案部门的主管。作为家族中最长寿的人，她谨慎地立下了遗嘱，要求死后被安葬于马塞诸塞州 Turners Falls 的一个墓地内，从而与丈夫长眠在一起。2012 年 7 月 10 日，这位 100 岁的老人驾鹤西去。去世之前，她购买了一个费用丰厚的预付型葬礼方案。另外，麦克雷已经在一家养老院居住了 15 年之久。她在那里的私人账户上还有 5400 美元的余额。但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她去世后的第三天，纽约市发出许可，准许将她埋在哈特岛上。四个月内，她就和另外 148 个陌生人就被囚犯们埋到了沟渠之中。

奥德莉·蓬齐奥（Audrey Ponzio）是麦克雷的朋友，也是她在康地谷物公司的同事。当得知麦克雷女士最终的埋葬地时，她说：“这就是犯罪行为！”

从养老院到医院，再从医院到临终关怀机构，这就是麦克雷漫长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在这段混乱的时光中，人们忽视或者直接弄丢了她的个人信息以及遗愿。还有很多人也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乔纳森·马维尔（Jonathan Mawere）医生是 Queens Boulevard Extended 临终关怀机构的负责人，他表示：“发生在这些病人身上的事情的确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麦克雷去世三年后，《纽约时报》发起了一项调查，想要弄清楚她临终前的葬礼计划并帮助她实现遗愿。

评论家表示，支离破碎的体制中充满了无人认领的遗体、未用尽的葬礼资金和未领取的人寿保险赔付。有的人即便能从大病中死里逃生，也有钱举办葬礼，但他们依旧可能被埋到哈特岛上去。

2008 年，57 岁的艾米特·潘廷（Emmett Pantin）严重中风。侥幸活下来后，医院给他使用了呼吸机。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反复有报告称他只有一个在世的亲戚：正在“伊拉克某处”服役的哥哥。但是没人要求军队追查这位哥哥——军士长杰拉德·潘廷。2013 年 7 月，62 岁的艾米特不幸逝世并被埋到了哈特岛上。直到此时，记录中还将他哥哥的姓氏错写成帕廷（Patin）。

实际上，来自特立尼达（Trinidad）的艾米特共有九个兄弟姐妹。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国外和美国境内的亲人都在努力寻找他。直到最后，亲人们才在一个网站上了解到艾米特离世的消息。去世前，艾米特动弹不得，也无法发出声音，只能饱受褥疮和沮丧的折磨。记录显示，法庭为他指派了一名监护人。在这位监护人的监督下，艾米特至少在四个医疗机构之间来回辗转多次。

2015 年，69 岁的哥哥潘廷中士从军队退役。经历驻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后，他回到了佛罗里达。他说：“弟弟死前，政府机构一直说找不到他人。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弟弟的遗体被埋在了哪里。我告诉他们说，‘这是美国，如果有人住进了医院或者养老院，政府机构怎么会没有记录？’”

可用于医学教学尸体的交易市场

无主尸体会被放进冷柜，搁置在纽约市停尸房的货架上。理论上来说，所有将被埋在哈特岛上的尸体都要首先经过一次筛选。首席法医会亲自发布命令，选出用于医学教育的尸体。

每年，纽约市停尸房会为医学院提供大约 1500 具尸体用于解剖。实践中，只有一部分尸体（大约 300 到 600 具）会被正式记录，登记入每周一次或者每两周一次的解剖样本清单。法医办公室会谨慎地保管和使用这份清单。在清单上，我们可以查到死者的姓名、年龄、种族、性别、死亡地点和死亡日期。在医学院那里，他们选中留下来的尸体就更少了。

詹森·基亚拉蒙特（Jason Chiaramonte）是一名持有执照的丧礼承办人。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他都帮助布朗克斯区的爱因斯坦医学院“收购”所谓的“纽约市所有的尸体”。他说：“基本上我们只要最好的尸体。一般有人会告诉我，‘嘿，詹森，我们这里有十具尸体，打算下周埋到哈特岛上去。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他补充道：“从法律规定角度来看，这些尸体都是纽约市的资产。严格意义上说，纽约市只是把这些尸体借给我们使用罢了。”

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发言人鲍塞尔女士表示，纽约市一直在加倍努力，试图通过互联网和商业数据库找到逝者的亲人。她说：“在将尸体送到医学院解剖这件事情上，我们一直非常保守和传统。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只有无主尸体才可以被用于医学解剖。”

一般来说，医学院不想要流浪汉或者其他生活悲惨者的尸体。不过，死者的高龄却不是影响医学院“选购”的障碍。尽管经常出现贪污腐败丑闻以及因为弄混尸体而遭到起诉，纽约每个区的停尸房对于如何分配尸体还是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各个机构对于尸体的竞争非常激烈，定期会为获取纽约市的无主尸体发生冲突。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为争夺个人捐赠的尸体而发生冲突。美国麦卡利斯特丧礼学会（American Academy McAllister Institute of Funeral Service）有一天的尸体借用期。他们早上从皇后区的停尸房拉走尸体，然后将尸体送到曼哈顿中城的防腐课堂上。在这里，学员们要练习切割、清除粪便和注入化学物质。教学完成后，学会就安排将尸体送回停尸房。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尸体便已经不适合医学院用于解剖教学。因此，各大医学院对这种借用行为非常愤怒。

停尸房对于这种尸体借用的记录可谓非常草率粗心。记录显示有的尸体被借了出去，但却一直未被送回来。数十年时间里，麦卡利斯特葬礼学会和拿索社区大学（Nassau Community College）的停尸房科学系比其他机构有更多接触到尸体的非正式渠道。他们一直在曼哈顿的贝勒维医疗中心（Bellevue Hospital Center）为纽约市停尸房开设教学课程。2012 年，飓风桑迪带来的洪水淹没了教学地点，他们才停止了这个课程。

负责葬礼工作的宗教慈善机构一直想要确定无主尸体的名字，但却徒劳无功。

希伯来自由安葬协会（Hebrew Free Burial Association）的执行理事艾米·考普勒（Amy Koplow）抱怨说：“我们拿不到停尸房的名单。我们也不能冲进爱因斯塔医学院，高喊‘放下手术刀！那个人是犹太人，他的尸体应由我们负责安葬。’”考普勒致力于为无法负担葬礼的犹太人提供传统的私人葬礼。

米尔顿·温斯坦（Milton Weinstein）是一个出生于布鲁克林的改革派犹太人（Reform Jew），他在 67 岁那年去世。2009 年 4 月 28 日，基亚拉蒙特先生从布朗克斯区停尸房为爱因斯坦医学院借用了三具来自养老院的尸体，这其中就有温斯坦的遗体。在停尸房的记录薄上，基亚拉蒙特进行了登记，并为每一具尸体都开具了丧葬承办人的收据。随后他将尸体放在担架上，并用卡车运走。至少两年以后，这三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入土为安。

政府机构没有制定任何规则来限制医学院对这类尸体的使用期限。根据《自由信息法案》，法医办公室为《纽约时报》提供了公共记录，但却抹除了全部尸体的名字。不过通过比对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我们还是可以确定数百人的身份。我们还与能接触未抹除数据记录的人士进行了联系，针对很多死者的身份分别进行了确认。最终我们了解到了部分尸体生前的故事，也找到了他们失散已久的亲人。

迈克尔·温斯顿（Wynston）是温斯坦先生的儿子，只不过父子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2011 年 4 月 20 日，温斯坦先生被埋在了哈特岛上。此时，距离他在布朗克斯区的海湾公园疗养和恢复中心（Bay Park Center for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去世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得知这个消息后，迈尔克·温斯顿惊呼：“我的天！在这两年时间中，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了哪里？”

带着痛苦和自责，迈克尔·温斯顿零零碎碎地为我们回忆了他父亲的忐忑一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丧偶的温斯坦与 7 岁的儿子和 3 岁的养女生活在布鲁克林。随后，温斯坦与第二任妻子琳达走到了一起。那时，带有一个儿子的琳达正在医院当护士。后来琳达患上精神病，不停地咒骂一切。这使得新的重组家庭分崩离析。可是即便如此，温斯坦都拒绝了儿子提出的离婚建议。他说：“我宁愿什么都没有，也要和她在一起。”

温斯坦的女儿选择离开他。琳达带来的儿子也决定离开动荡的家，跟随自己的生父一起生活。迈克尔·温斯顿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 2002 年。他更换了自己的姓氏（从 Weinstein 改成了 Wynston），目的是“不让父亲和继母找到我”。

温斯坦的继子名叫巴里·甘斯伯格（Barry Gainsburg），如今在佛罗里达州当律师。在他看来，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铸成了继父的悲惨遭遇。温斯坦曾经是个印刷工人。巴里说：“电脑时代的来临彻底改变了他原本工作的行业，这是根本原因。他是个好人，只不过遭到了社会的抛弃。”

因为糖尿病造成的视力衰退，温斯坦丢掉了最后一份工作——为用车服务当司机。后来，穷困潦倒且体弱多病的夫妻二人被一同送进了养老院。2009 年去世时，他已经在养老院住了至少三年时间。不过该养老院将温斯坦的遗体当做无主尸体送进了停尸房，又不顾他遗孀的反对，强行将其从布朗克斯区转移到了布鲁克林的另外一家养老院中。《纽约时报》多次针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但是这家养老院始终未能正面回应。

迈克尔·温斯顿说：“看上去这家养老院只是为了拿走我父母的 Medicaid 医疗补助金。一旦拿到钱，他们就立即把二人扫地出门。”

经历了多家养老院的推诿敷衍之后，一家布鲁克林的医院联系了温斯坦女士的儿子。此时，她正在因为肺癌而接受手术。直到这时，温斯坦先生的继子才知道他的死讯。没人能告诉他温斯坦先生最终被埋在哪里。那时，兄弟俩意识到了原因：父亲的遗体被当成医学尸体，依旧被用于解剖。

迈克尔·温斯顿说：“我这一生都摆脱不了愧疚和悔恨。本质上来说，我抛弃了他。”

“逃离”哈特岛

在希腊神话中，未被埋葬死者会化作幽灵，不断骚扰生者。他们只希望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在纽约市看来，哈特岛称得上是体面合适的埋葬场所。至少对那些负担不起其他墓地的人来说，哈特岛已经算不错了。但是，人们心中始终隐藏着这样一种渴望：将离世的亲人带回家，使他们终能魂归故土。

有的时候，我们能在哈特岛的记录中查到挖掘坟墓的日期。那意味着有人根据沟渠编号找到了少数幸运儿的埋葬地，并将他们的遗体挖了出来。接着殡仪馆会收集逝者的骸骨并通过渡轮将其送出岛。这些逝者终于不再葬身孤岛，可以迎来不一样的人生结局。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找到了两个感人至深的寻回亲人遗体的故事。哈特岛上还有很多迷失在黑暗和漂泊之中的孤魂，愿这两个故事能照亮他们回家的路。

莫妮卡·穆雷（Monica Murray）出生于一个人丁兴旺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作为家中长女，她在 20 岁那年嫁为人妇。随后她有了两个女儿：莫琳和琳达。穆雷是一个好妈妈，她对女儿的关怀无微不至。1986 年时，莫琳 22 岁，琳达也已经 17 岁。就在这年，她突然取走了银行账户中的所有积蓄，然后人间蒸发。

长女莫琳·伊士曼（Maureen Eastman）回忆道：“当你的妈妈抛弃你，不说一声就带着所有钱离开时，你只会感到极度受伤和怒火中烧。”

穆雷曾经在圣卢西亚（St. Lucia）短暂露面。当时她和一个暴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靠乞讨为生。母亲离家后，两个孩子的父亲向当局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然后办理了快速离婚手续。因为怨恨，两个孩子与母亲那一方的亲属之间产生了隔阂。1988 年，有人看到穆雷出现在长岛的教习所内。除此之外，莫琳和琳达在 25 年的时间里再也没能得到其他任何关于母亲的消息。当然，她们也恨了母亲整整 25 年。

2013 年 6 月，她们的父亲接到了那个改变一切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穆雷已经去世。她死于那年的 1 月，如今已经被埋在了哈特岛上。

伊斯曼说：“知道母亲的埋葬地后，我们非常伤感，也十分震惊。语言已经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了解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几乎夜夜失眠。”

随后，更多消息涌入了她们的生活：穆雷在皇后区一家名为 Creedmoor 的精神病院住了十年，然后在 1998 年被转移到了 New Surfside 养老院。住院期间，没有人看望过她。她对一切都充满警觉，但被癫痫折磨得越来越痛苦。最终，她丧失了语言能力。

伊斯曼住在亚利桑那州。通过 Facebook，她找到了自己在纽约的那些几十年没有联络过的亲人。她母亲的哥哥是一名已经退休的消防员。固执而坚定的他表示，一定要把穆雷接回来。他们要把穆雷安葬在长岛法明戴尔（Farmingdale）的圣查尔斯公墓（St. Charles/Resurrection Cemeteries）里，与穆雷的父母埋在一个墓穴之中。

随着联系到的表亲越来越多，穆雷的两个女儿首次发现了一个问题：母亲家族中有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一种家族显性遗传型疾病，会损坏部分脑细胞，特别是与肌肉控制有关的细胞，导致患者神经系统逐渐退化，神经冲动弥散，动作失调，出现不可控制的颤搐，并能发展成痴呆，甚至死亡——译者注）的遗传病史。遗传了这种疾病的人会出现无法治愈的大脑错乱，最终渐渐丧失说话、行走、思考甚至是吞咽的能力。她们意识到母亲在三四十岁时就已经出现了典型症状——冲动狂躁的行为。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带着家庭积蓄人间蒸发。

去世的时候，穆雷的 New Surfside 养老院个人账户中还有 6887 美元。但是，她最终却像一贫如洗之人一样被葬于荒野。在穆雷生命的最后十年中，New Surfside 养老院从 Medicaid 医疗救助计划那里拿到了 110 万美元的护理费用。但是，他们却未能及时将穆雷女士的剩余资金移交给有关机构。（这家养老院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故事最终有了一个怪诞的结局：人们终于找到了穆雷的遗产，而皇后区地方公共遗产管理人利用这笔钱向一家殡仪馆支付了 4295 美元的费用。根据要求，殡仪馆需要挖出穆雷的遗体，并将其转移到新泽西州一个没有墓碑的廉价公共墓地。但是当殡仪馆前去哈特岛后，他们才发现穆雷已经不在那里。在此之前，她的家人将其从深坑中挖出，带回了家族墓地的怀抱。

穆雷的墓碑上写道：“一位慈爱的母亲、女儿、妹妹和姑妈长眠于此。”

伊斯曼说：“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也有理由可以去重新爱自己的妈妈了。”

另一个故事的结局也发生在 2013 年。为了将一位游荡在哈特岛的孤魂接回家，有一个群体不惜集体出动。这次，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 53 岁那年去世于曼哈顿豪华公寓内的女人。

在即将步入 40 岁大关时，谢乐尔·赫斯特（Sheryl Hurst）迷上了 Congregation Rodeph Sholom。这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犹太教教会。她先是在唱诗班演唱了多年圣歌，然后才正式开始信奉犹太教。赫斯特的头发柔滑靓丽，脸上却留有着神秘莫测的残疾。她是教堂的常客，但没有人知道她背后的故事。

她的父母都不是犹太教信徒。1956 年，她的母亲特利·桑德斯（Terry Saunders）在好莱坞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扮演正室——Thiang 夫人（ Lady Thiang）。三年后，赫斯特呱呱坠地。她的父亲詹姆斯·赫斯特（James Hurst）曾在西部题材的电视剧中扮演牛仔。四岁那年，赫斯特的父母离婚。青少年时期，她曾经试过自杀——那一次，不省人事的她摔倒在浴室的暖气上，因此脸上留下了严重的烫伤痕迹。

2007 年，赫斯特上完了成年人成人礼的课程。她写道：“在成为犹太教徒的过程中，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本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最终却对上帝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和无比的热爱。”

赫斯特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2011 年，母亲的离世彻底击垮了她。2012 年 6 月，本应在一场特别集会中担任诵唱歌手的她未能如期出现。教会一直试着和她取得联系。最后，唱诗班指挥在赫斯特女士位于曼哈顿西 76 街的住宅门口贴了一份通知，呼吁人们提供关于她的线索。

不久之后教会就得到了消息：赫斯特已经在 5 月份去世了。此时教会成员再去停尸房找寻遗体已然于事无补，因为她已经被埋在了哈特岛上。

教会副主席萨莉·卡普兰（Sally Kaplan）说：“这件事搞得所有人都心烦意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将谢乐尔带回家。”

Plaza Jewish Community Chapel 是一个不多见的非营利性殡仪馆。通过与其合作，教会希望能够寻回赫斯特的遗体，并将其安葬在教会的公墓内。整个过程耗时 9 个月，可谓充满坎坷曲折。政府机构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就包括要求教会提供赫斯特父亲出具的书面许可。但是，这位与女儿疏远多年的父亲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最初，他声称自己已经与赫斯特断绝父女关系。但是听到教会对自己所做之事的解释后，他放声大哭。他说：“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

如今赫斯特的墓碑上不仅刻有她的出生时的名字，还刻有她为自己选择的希伯来语名字——埃利安娜（Eliana）。不忍将她孤身一人抛弃在黑暗中的教会也在墓碑上留下铭文：“埃利安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给了我回应。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www.hartisland.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