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在北京交道口有家卖黑胶的店。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今年 1 月 26 日一场主题为“还记得你的第一个随身听是谁买的吗？”的讨论会上。列席的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黑麦、糖蒜广播 DJ Demone、唱片收藏爱好者佟铮，再来就是穿着白底黑宽条纹衬衣、戴着圆眼镜和尖顶毛线帽的王凯。

“我总觉得黑胶是最好的听音乐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对音乐要认真。它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有仪式感，单面也就二十多分钟，说的直白一点，听音乐需要花钱，为什么看电影要买票，听音乐就是免费的呢。”

谈话间，有人拿出 Pink Floyd 1973 年的经典之作《迷墙》（The Wall）。专辑讲的是一个叫 Pink Floyd 的男孩在二战中失去了父亲，在母亲的过分呵护下长大，一辈子过得意气消沉，最终因吸毒进入疯狂状态。这个故事是乐队里两位成员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封面上只有白色的砖块和血红色的字。

于是他们趁兴提起 Pink Floyd 另一张探讨类似主题的专辑《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它在 Billboard 发布的史上 50 大经典专辑封面中，排名第六。

讨论会那一天离这张封面的设计者 Storm Thorgerson 去世，刚过去 2 年 9 个月 15 天。当天报名来听这群人聊黑胶的观众只有 6 个。

曾经的辉煌

这样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黑胶唱片和封套设计在上世纪 50 至 90 年代有过辉煌。

封面艺术曾经代表着音乐人和乐迷间隐秘的默契与共鸣。“我 15 岁时住在英格兰的西北部……唱片封面对我来说就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图案缤纷的窗户。当我看到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封面上 Andy Warhol 的手绘时，感觉一切都不同了。它是属于一代人的艺术……真正的流行艺术。” 英国 Yes 乐队键盘手 Rick Wakeman 在一次采访中说。

乐评人 Shantals Bellare 在一篇回顾文章中也写到：“曾经，当人们走进唱片店狭窄的过道，就可以轻松欣赏艺术——它们不是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而是躺在货架上。那些让人流口水的 12 英寸硬纸壳专辑封套，可不仅是能保护唱片。他们是用视觉呈现封套内的音乐将带给人的完整听觉体验。当你把它握在手里，那种恨不能把所有细节都一一看清、拉开封皮找出内页说明的激动，和把崭新的唱盘放上唱机的冲动，没什么两样。”

封面艺术曾经还可以定义一支乐队的商业成败。性手枪（Sex Pistol）1977 年发布的首张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封面的“Bullocks”几个大字让它受到了严格的大众审查。不过审查没能撑多久，因为这张充满朋克精神的封面瞬间成了爆款，被印在 T 恤上、海报上、周边上。因审查而起的争议甚至成了广告宣传文案的一部分：“这张专辑将永生。封面不一定。“（The album will last. The sleeve may not.）性手枪一炮而红。

这小小的 12 英寸正方形，也曾承载着不同代际、不同音乐类型之间的传承和反思。比如 Beatles 1967 年发行第八张录音室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封面上，Beatles 背后站着一大群文化 Icon：鲍勃·迪伦、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艾伦·坡、卡尔·马克思、路易斯·卡罗尔、简·曼斯菲尔德、秀兰·邓波儿以及其他英国摇滚乐队。（这张封面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设计师 Peter Blake 却只拿到了 200 英镑。他说：“我心里觉得苦，但也只能 move on 了。”）

比如 1979 年朋克乐队 The Clash 的专辑《London Calling》，明显就是在向 23 年前猫王的同名专辑《Elvis Presley》致敬；虽然都用了霓虹粉配绿，不过核心视觉从猫王仰脖咆哮的摇滚味道，换成了 The Clash 主唱 Joe Strummer 猛砸吉他的朋克风范。

如果要回头追溯这段辉煌的缘起，其实在黑胶出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唱片都是直接裹在朴素的纸包里售卖的。

1948 年，哥伦比亚唱片（Columbia Records）23 岁的艺术总监 Alex Steinweis 正策划爵士鼻祖 Frank Sinatra 的最新专辑“The Voice of Sinatra”，同公司的 Peter Goldmark 则刚研制出后来将成为主流的 12 英寸规格黑胶。

他们觉得该找个办法好好推广一下这事儿，于是就把艺术作品印在了专辑封套上，在盛大的纽约发布会上介绍给大众。

这个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历史性的。因为辛纳屈的这张专辑销量暴涨，封面艺术从此成为乐手品牌包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延伸到其它商品，比如 T 恤、海报、周边等等。这段封面艺术的辉煌时期之所以能开启，最初就是因为它能拉动销量。

封面一直是品牌建设的一部分，只是现在它不再唯一

为了销量没什么不好。如果从商业的角度看，封面艺术一直因此演进。它本来就是品牌建设的一部分，只不过曾经它是品牌的核心，而当有更多更好、更快、更省钱的办法可以代替它时，它的地位就降低了。

“（六七十年代）那些日子，专辑封面对购买专辑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那会儿没有 MTV，没有音乐录像带，也没有满屏满脸的 YouTube 或其它渠道帮助你了解最喜欢的摇滚明星……你会买一张专辑，边播放边反复摩挲封皮和内页，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线索去了解这些艺术家为什么牛掰。” 设计师 Audrey Powell 说。

进入数字时代，新科技、新介质的诞生改变了一切。“让专辑封面与众不同的是你设计的营销活动是不是连贯一致，” Atlantic Records 的创意总监 Greg Burke 在接受采访时说，“比起一张单独的图片，这更关乎一场活动和整体品牌的个性。颜色、主题是必须要考虑的两个要素。比如你封面用了红色的狼，那么在 MV、服装设计等很多方面都要包含这个。”

在这种背景下，专辑封面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不再是品牌推广的核心，而成了杠杆。设计也因此开始更多追求互动性、参与感，追求社交网络中的病毒性传播。

比如霉霉 2014 年的专辑《1989》。先行发布的是专辑封面，随后是“Shake It Off”这首单曲的 MV。封面上她穿着 80 年代风格的毛衣，涂着复古红唇，只露出下半张脸，整体透露着浓浓的宝丽来复古风。随后配合的宣传照也是类似的复古风，带着墨镜、涂着红唇。这些视觉元素在 Twitter、Instagram 上被拆解，人们争相模仿刷照。

擅长运用封面运营整体活动的还有 Drake。2015 年精选集《If You’re Reading This It’s Too Late》发布时，大半个互联网都是专辑封面的恶搞照或戏谑照。这个设计实在是太适合宣传了：它可以放大成 Billboard 里最显眼的那张海报，可以缩小成 Spotify 上的图标，还可以印在 T 恤上扮酷。今年的新专辑《Views》，也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刷屏。

此外，专辑封面也不再是首发定调的必备元素。最爱玩“惊喜”的 Beyoncé 在 2013年发布同名专辑时，首次打出“视觉专辑”（visual album）的概念，视频、音频同时发布，且每首歌都配有一部短电影解读专辑制作过程背后的音乐理念。

今年 4 月推出第二张”视觉专辑“《Lemonade》时，则是在月初先发布自己的个人运动服装品牌 Ivy Park，引起了舆论关于新专辑的猜测；随后 HBO 在专辑面世当天发布了时长 60 分钟、有众多明星参演的同名概念电影，围绕”生活给了我柠檬，我却把它做成柠檬水“（I was served lemons, but I made lemonade），讲述折射个人情感曲折的音乐故事。

数字时代开始以前，封面设计就已在商业推动下更加大众化

除了技术变化带来的改变，商业逻辑也一直在背后起作用。即使是数字时代开始以前，封面艺术就因音乐行业对“更快、更好、更省钱”的追求经历过一次重要转折。

英国设计师 Audrey Powell 与开头提及的 Storm Thorgerson，都是传奇工作室 Hipgnosis 的创始人。这个工作室在 1967 至 1982 年间的盛况现在看来几乎不可复制。”那 15 年的合作就跟纽约 Andy Warhol 工作室一样，每个人都全情投入。” 

Pink Floyd，Led Zeppelin, 10cc’s, Def Leppard, AC/DC, Scorpions, Paul McCartney & Wings, Genesis, Peter Gabriel, ELO, T.Rex, Yes, Black Sabbath 这些传奇乐队全部与工作室合作过。“每年圣诞节，一整年做的专辑可以铺满工作室的四面墙。”

艺术家喜欢 Hipgnosis 的原因，是由于 70 年代以前几乎所有专辑的封面都是歌手或乐队的肖像照。随着音乐演进得更加抽象而迷幻，封面设计也需要随之变化。

“Hipgnosis 那些以超现实摄影为基础的抽象设计吸引了很多乐队，”Powell 说，“那是封面设计最赚钱的时候……我们想干嘛干嘛，从来没有哪个乐队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也很少把乐队照片作为封面，更感兴趣设计本身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不过数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前文提到的那张 Sex Pistol 首张专辑《Never Mind the Bollocks》问世了。

“那张专辑的设计师 Jamie Reid 把报纸撕碎，再把碎片黏到粉色的硬纸板上，只花了 2 美元。那时候我们工作室做一张封面设计得花 50000 美元。突然间整个世界都变了，朋克占了上风，感觉我们的日子剩不了几天了。“

Jamie 的预感很准。到 80 年代末，Hipgnosis 就迅速解散了。抽象而迷幻的时代，设计师占主导的时代，结束了。

“商业艺术家和封面设计师给人的感觉曾经就跟建筑师、砌石工和水管工一样，”唱片公司 Sub Pop 的艺术总监 Jeff Kleinsmith 在回忆 Hipgnosis 时代的封面设计时说，“大众和音乐人都觉得自己和专业设计人士之间存在着一道厚厚的技术门槛。”

然而 Sex Pistol 等朋克乐队那种成本低、效果好的设计风格突然打破了这道屏障。大众化很快成为主流，科技又加强了这一点——磁带诞生了，在 80 年代火了一把；随后是 90 年代的 CD；再到后来是 MP3、流媒体和 YouTube。朋克摇滚和 DIY 专辑制作也开始流行，谁都可以对封面的设计说上几句了。

再说，面对从 12 英寸黑胶缩小到 4 英寸 CD 再到不足 2 英寸的音乐图标，设计师们也觉得即使再有发言权，能发挥的空间也变得很小。

Atlantic Records 创意总监 Greg Berke 说：“当你有 12 平方英寸的空间可以挥洒创意时，只有天空是极限。如果只有 2 平方英寸，你脑子里唯一剩下的就是想方设法吸引眼球。”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常用的方法一般只剩两种：要么颜色字体鲜明、表述直接，Berke 举的例子是 Cee Lo 的一张单曲封面——黄底黑字写着那句和别人妈妈有关的话；要么是直接把歌手的头像占满整个画面，一般用于新人专辑，比如 FKA Twigs 的“LP1”。

大众化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坚持

当我们把大众化和艺术放在一起说，或者，当把商业、技术的理性逻辑与封面艺术这种创造性内容放在一起说，两者间的平衡可能更值得推敲。

王凯不觉得专辑封面的设计没落了。“有太多未知的唱片都是因为封面激起聆听欲的吧。新出的封面有设计感的也很多，觉得封面设计没落的人还是因为对实物美的贪恋吧。”

不过，他确实感到来店买碟的客户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的消费者已经买不出当年那个市场的感觉了”，他对媒体说，“我真正的客人，还是最早那一拨。从磁带买过来的，只不过介质有所更替罢了。有一些新面孔，来我店里看到这些黑胶很酷，冲着封面买两张，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特别想发展成长期客人的，就是那种已经在我店里打了针鸡血，买了一台唱机，也来买过两次唱片了，但可能就没有第三次了。我们也有线上的店，必须得做啊，不然根本没办法支撑，现在线上的店营业额快占我们总营业额的 60% 了。”

对于开店的人来说，在这样的趋势下是不是要迎合大众口味？从王凯细细分类的厂牌和音乐风格来看，他并没有。“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得对它认真些。”

那么音乐人呢？

中国老牌朋克乐队反光镜的鼓手叶景滢对《好奇心日报》说：“其实做妥协的往往是比较新的年轻乐队，他们更想让更多的人用最短的时间接纳他们，去听他们的歌，或者上更大的舞台。像我们这种玩了小二十年的，根本不管。因为你要管了的话，连你最后剩这点儿气质都没有了。其实这可能也和命运有关系吧，我们还是有一些固定粉丝，我们也不想改。而且改也是顺着我们自己脾气改。“

反光镜最近忙的事儿挺多，创作排练、音乐节演出、商业活动，还接了一个电视剧，演男二号乐队的乐手和好朋友。

谈起实体唱片，叶景滢语气放慢了些，字斟句酌。“我们更喜欢这种东西的质感和手感，这是一个‘东西’，我们经过辛苦的排练、创作、思考，写出的音乐作品，我们希望是能拿得到、看得见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强调说：“它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一堆数字，我们要这张唱片，这个叫唱片记录，我们不想要一个天空上飘的数码。那个对我们来说，就失去我们做音乐的意义……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现在有很多东西电子已经可以代替了，比如一些乐器、一些音色可以用数码的东西代替，但大家不是还得到现场看到真正你弹吉他、贝斯、钢琴、鼓，主唱唾沫星子喷你脸上，你才有那劲儿么，对吧。”

脑浊乐队贝斯手高宇峰也持类似观点：“会出实体唱片。我们一般是自己做，星外星发行。我们专职的设计，包括海报一直都有合作的人。专辑封面很重要，它代表了我们要传达的意义。”

一张实体专辑的制作、包装、推广费用，通常全部由唱片公司打理。根据知乎网友 Drwild 提供的日本方面的数据，一张唱片的收入大致这样分成：54.6% 给唱片公司，30% 给唱片店，制作人 9%，作曲 1.7%，作词 1.7%，出版社 1.7%，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 0.4%，演唱者 0.9%。

美国乐队网站创建平台 bandzoogle.com 的一位博主 Dave Cool 所说，一张 CD 的分成大概是唱片公司占 30%，唱片店占 30%，制作人 2.2%，作曲作词一起 4.5%，制造商  5%，演唱者 6.6%。

我们暂时未得到国内业界的数据，不过从这两组数据来看，乐队的分成不算多。这意味着如果唱片公司投入的资源或精力不足，一张唱片品质如何就要看乐队是否愿意主动参与，且有能力参与。

“这个东西是没边儿的，如果你要求品质不一样，说白了就是俩字儿，砸钱。当然你要有最棒的创意，成本又很低，那是最好的。但我个人经历的就是，没花那么多钱最后事儿做得还算漂亮的都是自己必须亲力亲为，自己查阅大量的资料，自己出去跑，这样才可以。”

叶景滢见过有乐队把作品直接丢给唱片公司和设计师后遇到的问题。“所有的事儿你得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真的有乐队他们从来不管这样的事，他们所谓管只是派个人去管，但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去执行操作，就只能是一张比一张死得惨，就巨丑那种。没办法，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但只是抱怨你说有什么用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扭转这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和状态。”

乐队 1999 年参与制作的专辑《无聊军队》，是国内少有的出了黑胶碟的专辑。“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做黑胶。我们那会儿认识了大量的外国朋友，他们这帮人会主动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几个外国留学生去筹了一点钱，在国外做的，后来就送给我们了。有个几百张吧。”

2010 年出的《释你》，在 CD 封面设计上也有点小故事。专辑介绍里写着：“刚开始乐队想要用一个针灸图来当做这张唱片的封面，想要更清晰的呈现完全的‘释你’，但是作为一个商品出售的话，其实又没有办法做得太透彻。乐队找到专辑 MV 拍摄组的设计人员，重新开始，彻底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最后的成品是手绘的机器人形象，手中攥着一只心脏，仿佛是在向绿日乐队 2004 年的专辑“American Idiot" 致敬。

介绍中提到的 “MV 拍摄组设计人员”，是与反光镜合作过三张专辑的德国设计团队，原称“Tree House”。这个团队也曾给汪峰拍过《勇敢的心》《春天里》的 MV。不过叶景滢说，“Tree House”已经解散，转拍电影，在台湾还拿了金马奖。

“他们现在第一是用不起，第二是没时间，一走就是半年，我们在北京想见他们一面巨难。他们现在在张艺谋那剧组呢，拍那个长城什么的，是好莱坞投资，他们是各种技术支持、摄像什么的。我上次见他们是三、四……四五个月前。“

叶景滢身边有不少这样原来做设计、现在转头影视圈的朋友。“好多拍照的朋友什么的，刚开始想当艺术家、摄影师的、独立工作室这种，最后都进各种剧组了。影视现在火啊，拍个脑残电视剧网剧，一帮人就跟那一直狂……大家可能压力太大吧现在，不想看那么走心的东西。”

在这样的氛围下坚持出实体唱片、执着于封面设计的品质似乎很难。不过叶景滢不这么觉得。

“嗨，这玩意儿你喜欢的话就谈不上坚持。我们觉得一帮穷哥们儿在一起，这，啧，青春过得才叫有意思，对不对。”

题图来自 fushion、视觉中国；配图来自 billboard，medium，crisprepositor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