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garet Paxson 是一位作家和人类学家，目前居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在 2005 年出版了著作《Solovy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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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你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家，想要研究关于和平的问题。换言之，你想要弄清楚一个和平安宁的的社会究竟由什么组成。我们再假设多年以来你对世界各地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这期间你一直被大量体现暴力和战争的证据所包围。在对一个个访问对象进行采访研究时，你听他们讲述了被殴打、逮捕、谋杀和强奸的故事，也听他们回忆了被驱逐出境以及被蒙面人抢劫食物甚至谋财害命的往事。你了解了家庭中的暴力事件，村庄中的暴力事件以及国家中的暴力事件。给你讲述这些的既有涕泪纵横的老妪，又有臂上纹满监狱中流行纹身的年轻人。

你了解的故事可谓“丰富多样”：军阀号召男孩参战，长长的黑色车队则在三更半夜前来抓壮丁；女孩在风景优美的乡村中游荡，最后却因遭遇性侵犯而发疯；集中营里适者生存，九死一生；怀孕妇女惨遭毒打，孩子最终不幸流产；饥荒的年头饿殍遍野，尸体堆积成山；有人因为偷了一根萝卜而遭到逮捕和流放；有人因为自己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或者巴哈伊教（Bahá’í，由巴哈欧拉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伊朗，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最为年轻，在新兴宗教里发展得也最快——译者注）教徒的身份而遭受暴打和虐待。

这么说吧，生活在这个被各种观点和理念包围的世界中，你形成的近似理念取决于你如何理解混乱不堪的现实：某些国家的存在、某些社会多样性的存在以及某些宗教信仰的存在。假设多年以来这些令人震惊的故事不断郁积在你的心头，而在某个时间点你终于崩溃爆发。此后，你就再也不想研究战争了。

事实证明，研究和平比你想象的要难。

或者说至少我研究和平的过程比较艰难。我是一个人类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和乡村居民住在一起。平时我会问他们一些基础性问题，主要关于记忆是如何对群体产生影响。对于如何开始寻找和平这件事，我想我也许有了一些办法。毕竟虽然暴力事件不胜枚举，但大多数情况下村民们却似乎都在忙着处理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他们在厨房和田野中劳动、挑水、根据天气做出决定、与客人一起吃饭、清理牲畜的排泄物...虽然偶尔也会怒发冲冠，但日常生活里村民还是会平和地对待彼此，一同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他们的生活中有爱，有狂欢，也有心酸和悲伤。尽管曾经见识过生活最阴暗无情的一面，或者自己也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亲手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基本上算是正派得体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世界能以基本体面、得体且尊重的方式对待自己。

大部分号称自己研究对象是和平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都在研究冲突和矛盾。它们研究的其实就是在混乱后收拾残局。

当然，世间一定有办法能找到与村民们心中要求一致的正派、得体与尊重。当然，世间也一定有办法去研究这种正派、得体与尊重所具备的力量和局限性（尤其是人们在身处困境时）。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群体善于在面对困难时依旧保持善良和慷慨？在我对记忆的研究里，我研究过关于抵抗和坚持的实践活动。会不会有一个群体能够抵制暴力侵犯，坚持自己的正派与得体？我不知道自己研究的具体是什么，但我知道我想研究这个东西。为了方便，我称之为和平。

但我们很难找到和平。我对当代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查阅了大量数据库和参考文献。我和那些与我同在充满骚乱冲突的欧亚大陆第一线开展研究的同事进行了交流，也和那些参与和平研究项目或者身处和平研究所的同事交换了意见。以下就是我的发现：首先，研究对象为暴力与冲突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数量庞大，比针对和平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多了太多。其次，大部分号称自己研究对象是和平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都在研究冲突和矛盾。它们研究的是解决冲突，是在冲突爆发后收拾残局，也是那些能为身处冲突中人民带去帮助的援助计划。它们研究的是冲突环境中的法律和正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和平”的文献成果内容粗略，仅限于指出数百万人遭受苦难并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和悲叹而已。通常，这类研究成果将和平描绘成为遥远地方其他人“带去”的某样东西。换句话说，和平是由外来力量所带来和授予的。

这种类型的研究很重要，但却不是我想要寻找的东西。我寻找的是着眼和平宁静社会内部的社会科学研究，是那些关注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讨论和平的精密机制是如何运转的研究。我想要的是近距离关注某个社会团体的实证研究，能够针对社会团体的长期健康性和稳定性提出问题。这类研究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困难时光里，常规的得体行为是如何偶尔转化成非凡的善良和仁慈？我在很多地方都找到了类似的精彩研究，但它们终归是沧海一粟，太为罕见。

我开始感到疑惑：为什么思考研究和平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思考研究暴力就这么简单？

当作家和学者谈论起暴力时，暴力似乎具有了“物体属性”（thing-ness，即客观存在的事物，而非抽象的概念——译者注），因而能从故事背景中“脱颖而出”。我们可以对暴力进行计数（一次枪击、一场爆炸、一发子弹、一人死亡），或者至少我们认为自己能做到这点。我们还可以将暴力数量进行统计，然后将其归入到数据集之中。计算出所有暴力的总和之后，充满自信的政治学者就会将暴力行为套入模型，进而用这个模型来解释我们身处的世界。暴力发生的情景有很多：枪支击发，有人被杀，邻居遭遇袭击，边境受到入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关于暴力的数据也就在这些事情发生时渐渐形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更多的暴力会发生：青年人的数量多于正常情况，政府太过弱势，地处山区或者盛产石油...暴力发生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我们可以计算出暴力的数量。根据这个数量，我们能知晓一个地区的大概情况，然后给可能发生结果的大致轮廓命名。

然而，我们可以数出和平的数量吗？和平在哪里？它发生于何时？和平缺乏这类可分析的“物体属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虚无之事，一个空集。从《圣经》里的伊甸园（Eden）到列宁（Lenin）笔下的“绚烂未来”（radiant future，即共产主义社会——译者注），人类对和平与和平社会的刻画要么平淡而无趣，要么肤浅而粗劣。小时候，我喜欢快速翻阅牙科医生候诊室里的《儿童插画图解版圣经》（ Children’s Illustrated Bible）。在那些插画中，浅肤色的人仰望着天空中的伊甸园，似乎用这种幸福的画面表达了宗教意义上的和平。也许插画中还坐着一只羔羊，它四肢交叠地伏在树下。总之和平是乏味且属于碧眼金发之人（也就是白种人——译者注）的，这从本质上来说就缺乏存在和真实的合理性。

马克思（Marx）和 19 世纪的其他空想主义者构建的政治上的和平同样令人难以理解。无论如何，马克思构想的愿景最后都会呈现这样的画面：政治和平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狩猎、捕鱼，四处传递牛奶罐，公平的分享一切。这幻想的是一种历史的终结，是一片在末日时期的和平净土。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战争，但现在得到的也不过是免费的牛奶罢了。换言之，这些战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马克思看待资本主义时眼光犀利，注重细节，他用极其流畅丰富的文字描写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可涉及到构想实践中的共产主义问题时，他又回归到了常人的状态。实际上，这时候的他就像一只四肢交叠着伏在树下的羊羔一般。

在这些幻想里，和平只是一个令人费解、固定不动且亘古不变的东西。正如笛卡尔（Descartes）在自己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一书中所写：“有些东西（物质世界）能经得起科学和科学定律的检验，有些东西（诗歌、神学、情感问题）则不能。”简单来想，我们压根就不能分解和平（也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地方）。如果不能分解和平，那也就不能研究和平。我们能做的，只是感知它而已。这真是个不小的遗憾。毕竟，还有什么能比和平的真实内容更重要呢？当你看着那些曾经近距离目睹暴力之人的眼睛时，还有什么能比理解和平实际上达成了多么不朽的成就这点更重要呢？或者这时候，又有什么能比了解和平所依赖的那些精巧（亦或乏味）的“习惯”更重要呢？

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其他人的村民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尽管笛卡尔的二元论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科学模型形成，但说不定实际上我们也能分析和平。如果我们不将和平看作永恒不变，而是将其看作动态过程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将和平定位在一段时间的开始或者结尾，而是将其定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将其看作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而是将其视为脚踏实地的具体物象会怎样？如果和平其实是有缺陷且粗糙的又会怎样？如果上述假设都成立，那么社会科学就可以对其开展研究了。社会科学可以分析动态事物和长期过程中的事物，也能针对现实中的事物以及有缺点的行为进行愉快的研究。这类研究不涉及天使或者极乐世界。进行社会研究时，你只需要和真人面对面进行对话，了解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或者没建立起来的联系，倾听他们讲述或者没有讲述的故事，调查他们采用或者不采用对待自己的人的方式对待陌生人这一决定的产生过程。

如果和平真的可以被我们定义在常规且真实的社会世界里，那么你如何在看到一个平静祥和的社会之后认识到这就是和平呢？

当然，这个社会不存在暴力就是不错的开端。我们倾向于用否定句给和平下定义。这就好像我们用没有疾病来定义健康，而不是将健康描述成所有维护着生命活力的生命系统都状态良好一样。这种否定式的定义方式作用很大，因为没有暴力是辨别和平的重要指标。近期一些针对社交网络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深入且常见的人际交往，暴力出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类研究具备帮助我们找到暴力更少地区的潜力，甚至能帮我们了解究竟哪一类人际交往最能降低暴力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如说，如果你希望社会中少一些暴力和麻烦，那么你应该去其他种族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那里买菜吗？你应该与他们一起上学吗？你应该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盛情款待他们吗？

还有很多因素都能影响一个社会的暴力事件出现概率，而这其中有一些因素非常引人注目。比如，似乎女孩能够接受教育的社会出现暴力的可能性低。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我偶然间读到了 Vjeran Katunarić 关于“和平飞地”（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通俗的讲，如果某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那么它无法取道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译者注）的研究。“和平飞地”是指那些在二战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都避免了暴力行为发生的前南斯拉夫村庄。这些村庄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在周边地区战火纷飞之时，按理说不存在能够抵制暴力的村庄。可是为什么就有这样奇怪的村庄出现，而且不止一次（实际上是两次）将暴力拒之门外？看上去，社交网络似乎又发挥了作用。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关于陌生人善良与友好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代代村民间忠诚地流传着。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暴力日渐减少——也许有一天，那里的暴力会彻底消失。越来越多这样的地区出现，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据集。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然而对我来说，我依旧必须近距离凝望那一双双泪如雨下的眼睛。大量的数据有利于制定政策，但是当我们直面和平时，它到底是什么？当战争汹涌而来时，和平又是什么？我依旧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但却开始明白应该去哪里寻找和平：要看一个社会如何处理哪怕是最小的问题；要看一个社会如何解决不平衡和分配问题；要看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站在门口的陌生人；要看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和应对多样性和差异的问题；要看一个社会如何形成在困难时刻保护弱者的习惯；要看一些行为是究竟如何在一个社会内变得不可理喻和令人难以接受。人们可以观察到上述所有的这些行为，没有一个行为发生时需要人们表现得幸福和快乐。换言之，和平具有可知性。

在我决定不再研究战争之后不久，法国 Le Chambon-sur-Lignon 小镇和 Vivarais-Lignon 高原的故事开始进入到我的视野中。多年之前，一位阿姨送给我一本叫做《唯恐无辜之血流成河：Le Chambon 村的故事以及善良在此如何体现》（ 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的书。这本书描述了一群位于法国中央平原（Massif Central）的村落是如何在二战期间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并最终拯救他们生命的故事。该书由菲利普·保罗·哈利（Philip Paul Hallie）在 1979 年完成，拿到手后就一直在我的书架上落满了灰尘。但是现在为了寻求和平，我开始阅读这本书。

哈利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然后便尽可能多的采访了当地的事件参与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不愿意谈论当初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书中，哈利却欣喜难耐。我们不难看出原因：这些村庄的故事形成了一个个案，与其他地方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截然不同（当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研究时，我一直越来越近距离地观察当地犹太人大屠杀的情况）；这些村庄的故事也是鲜明的例子，证明村民愿意冒着遭受随时可至惩罚甚至死亡的风险，长期对犹太人开展有组织的团体性营救活动。对于这些法国村民而言，他们有时候的确会因为自己的营救活动遭受惩罚。还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惨遭杀害。

这种集体营救行动极其罕见。至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被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授予了“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而法国的 Le Chambon-sur-Lignon 小镇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荷兰的 Nieuwlande 村）。哈利的书有些理想化（内容好像天使在歌唱一般），也并非一本出自训练有素历史学家之手的著作。但他描述的故事依旧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其他人的村民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了谁才将自己常见的得体、正派行为变得不同寻常？他们经历着战火的考验，做出的行为却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描绘的情景背道而驰。为了保护他人，他们甘愿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我知道自己也欣喜不已。但我也知道，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远不止它能给我们带来情绪上的波动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我可以前去的地方，而且与以往很多次考察研究一样，我可以在那里开始观察和倾听。我可以在小镇中详细地看到村民是如何与陌生人相处，观察村民是如何处理不平等和多样性的问题，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出决定。与我之前做过的所有研究一样，我还能够审视他们的鲜活的信仰——我要观察的不是信教之人自称自己所拥护的信仰和宗教，而是观察他们如何有规律的做出道德的选择（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村庄里，无论天使是否高唱颂歌，我都能思考他们将暴力拒之门外和坚持保护陌生人的举动。我能知道他们营救犹太人的行为究竟是一次闪耀人性的侥幸意外之举，还是某种已经深入骨髓的长期社会行为。

所以我前去 Vivarais-Lignon 高原拜访，而故事也变得更加有趣。首先我出发之前就了解到，此地的居民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护外来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充满经验主义的事实，即便自身没有反映出村民们这种举动的原因，但也绝对能为我们展现一些当地持久稳固的社会形态。

我开始知道，这个高原故事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面通常来自于它的沉默，来自于它在面对困难时所展露出来的东西。

这里发生的故事的细节非常重要：当地居民主要信奉新教（Protestant），曾在始于 17 世纪的宗教战争中饱受迫害。从那时起，他们就努力保护他人。他们帮助试图逃离法国的新教徒藏匿起来，后来又在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后为天主教（Catholic）神父提供庇护场所。到了 19 世纪，他们将大型工业城市里的贫困儿童带回来收养，后来还收养了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儿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Spanish Civil War），当地村民保护了来自西班牙的母亲和孩子。在二战期间，他们又为犹太人（主要是儿童）遮风挡雨。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这里谋求庇护：从共产主义者到德国士兵，再到很多政治流亡人士。

二战结束后，人们从匈牙利、智力和西藏地区前来当地，还有来自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学生在当地的寄宿学校就读。今天这里已然成为 Vivarais-Lignon 高原地区的避难者中心，居住着来自东欧、中非和南北高加索的外来逃亡人口。当地依旧流传着关于暴力的故事，但是和其他地方的暴力故事有所区别。如今，对于来自车臣地区的父亲或者来自几内亚的母亲而言——就像二战期间的犹太儿童一样——这里可能意味着自己和亲人能在未来过上好日子。从 Vivarais-Lignon 高原出发，前来避难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孩子将把可能实现和平世界的故事传承下去。

有人会穿越森林以便从刚果前去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然后再返回刚果。我此前一直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如今，我想我懂了。从一个双手伤痕累累，眼神深邃黑暗的男人那里，我了解到当你在穿越森林时偶遇一个村庄，村民是如何慷慨的捧来水果并安排你住进酋长家中。我了解到自己的叔叔在高加索地区被机枪扫倒的感觉，或者在爆炸中失去一条腿的感觉（我也知道看着这个独腿男人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一边将孩子们放在自己凹陷的膝盖上甜蜜的亲吻他们，一边对着世界咆哮的感觉）。我了解到能安全地来到这样一个平静的高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但即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流民们心中依旧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安。我了解到 Vivarais-Lignon 高原生活着许多真实的人民。他们通常十分保守，可能还不太习惯穆斯林对想要吃到符合伊斯兰教律法肉食的需求，可能在避难者不太清楚如何从杂货店购物以及如何向牙医预约时也有一点不满和动摇。另外当感激满满的黑发陌生人伸出双手环绕他们的脖子时，当地居民可能也会感到略有不适。这些当代的难民会互相照顾，这样的举动使得难民自己也变成了施救者。每每看到这种场景，我总会感到惊讶和触动。我开始知道，这个 Vivarais-Lignon 高原故事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面通常来自于它的沉默——它没有大声高颂自己的善良，但却在危难关头默默展示了自己的品质。

这个故事内容丰富且引人入胜。虽然我有了一些想法，但仍旧不知道它会将我引领至何处。不过除了 Vivarais-Lignon 高原发生之事的细节之外，我还有话想说。和平具有可知性——我们可以从华丽绚烂但却略有瑕疵的细节中感受到和平的气息。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每个习惯和选择中都能发现和平的身影。这些能让人感知到和平的选择是什么？与陌生人散步，真诚地对待他们；从与你口音不一样的人那买一篮水果；当你的孩子学会如何与学校里新来的同学玩耍时，允许他们开心或者悲伤地争抢和嬉闹；即便风暴将至，也打开自己大门迎客；即便心情沮丧，也乐于倾听他人对自己苦难生动的诉说；邀请他人来家中做客并盛情款待他们。热情的为他人提供帮助，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眼睛进行辨识的习惯。长期坚持下去，这些人们可以察觉到和平的习惯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举动。

究竟怎样才能“产生”和平？真诚的相互对视即可。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deskbg.com、视觉中国、ipb2016.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