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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政府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陡然下降，私人赞助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也因此引发了人们对公共产品研究未来的担忧。

去年 4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召集了美国一部分最重要的科学界人物，在白宫东厅开了个会。他一上来就开玩笑说，他的物理分数让他成了个靠不住的“首席科学家（scientist in chief）”，然后他就转入正题，讲了利用科技创新“提振经济”的想法，并展示了“美国下一个伟大的项目”：耗资 1 亿美元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

同时，他回顾了从人类登月到互联网诞生的科技进步史，并指出了美国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把大脑探秘项目描述为这一传统的再次延续，并称该项目的雄心，是对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的反驳。

“我们坐失良机，而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这种错误我们犯不起，”奥巴马说。“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我不想让下一个可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的事发生在中国、印度或者是德国。我想让它们在这里发生。”

但是抛开他讲的故事，却是另一个背后的故事，重点讲的是美国科研资助和实施方式发生的深远变化。实际上，政府的倡议是建立在一些得到丰厚资助的私人研究的基础上的：10 年前，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G·阿伦（Paul G. Allen）捐助了 5 亿美元，在西雅图成立了一个大脑科学研究所。后来，科技和房地产界的亿万富翁弗雷德·卡弗里（Fred Kavli）分别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成立了大脑研究所。反过来，这些慈善项目中的科学家在奥巴马政府的大脑科研计划的设计中助力颇多。

 

温蒂·施密特和她的丈夫正在推进海洋研究。

美国的科技一直是国家力量和荣耀的来源，现在正越来越被私人企业所掌控。

在华盛顿，预算的削减让美国的科研体系举步维艰。实验室被关闭、科学家们下岗、项目被搁置，风险较大、方向较随机的基础科研受到的影响尤其大。然而从硅谷到华尔街，科技慈善事业却热度高涨，许多美国最富有的人都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通过科技研究成为了社会进步的赞助人。

这导致了影响力和优先权的重新计算，从而让科学界对此既感激又不安。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政策分析师斯蒂夫·A·爱德华兹（Steven A. Edwards）说。“21 世纪科学研究的实践，正越来越少地被国家优先或者同行评议所影响，而越来越多地被特别有钱的人的特定喜好所主导。”

他们发起了对疾病的私人战争，用新的规矩打破了学界和行业之间的壁垒，把基础研究的发现转化成了有效的疗法。通过资助寻找恐龙骨架和巨大海洋生物，他们重新燃起了科研探索的传统。他们甚至开始利用创新的船只、水下载具和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在大型科研方面向华盛顿发起了挑战——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次由私人发起的深空探索。

这些新的慈善家代表了美国商业的广度，在数百个富有的捐助者中，不乏像纽约市前市长（以及以他名字命名的传媒集团的创始人）迈克尔·R·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对冲基金投资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以及（石油和化工大亨）大卫·H·科赫（David H. Koch）这样的人物。尤其是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在科技界特别显眼的名字，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Google的埃里克·E·施密特（Eric E. Schmidt）以及甲骨文公司（Oracle）的拉里·埃里森（Lawrence J. Ellison）。

这就是新经济时代的慈善——以其巨量财富资助，并根据个人性格和信念开展研究。对于有时会被特意赋予政治意义的大众科学，这些捐助人都没什么耐心，他们说，自己愿意去承担政府无法承担、或者意料不到的风险。

然而，对于科研重要性的个人色彩，正是让科学界感到头疼的事情。他们说，许多资助人正在忽视基础研究——那类解开自然奥秘，为数十个世纪带来突破、甚至创造了一整个行业的探索——他们转而研究那些流行的、让他们愉悦的领域，比如环境研究和太空探索。

随着慈善科研力量的发展，关于它的争论也尘嚣日上。《自然（Nature）》等顶尖科技期刊已经发表了许多对此表示担忧的社论，其中一篇警告说，虽然“我们欢迎和完全支持更多私人资本投入到科研里”，但这种资助也会“让科研的方向发生偏离”，朝着更时髦的方向发展，放弃对核心问题的研究。

“物理学并不性感，”白宫科学顾问威廉·H·普莱斯（William H. Press）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但所有人都在仰望天空（没有脚踏实地）。”

评论家说，从根本上讲，这样做让科学为公共产品服务的社会契约处于被打破的险境。人们担心这些亿万富翁慈善家们会让顶尖高校变得越来越有钱，而水平较差的高校则沦为炮灰，同时侵蚀对受联邦资助研究的政治支持，以及政府在培养国家科研人才去探索更多科研机会（比如地理学、经济学、种族问题等等）的努力。

从历史上来看，疾病研究一直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和经济方面不平等关注的影响。随便看一看这些慈善家们研究的疾病，就可以感觉到他们让这道鸿沟变大的风险，因为受到个人遭遇的影响，许多针对疾病的研究瞄准的主要是白人才会得的病——比如囊肿性纤维化、黑色素瘤和卵巢癌。

公共资金依然在资助着大多数美国最顶尖的科研，同时也显著地体现出了它的深度和多样性。有一点尚未明了，那就是这种平衡的转换还有多远、会有多快，因为无论政府内外，都没人彻底地追踪过私人科研的范围和它的影响。但在意识到它日渐提升的地位以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最近宣布了一系列计划，开始调查慈善科研的情况。

现在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而以前就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比如生化学家、美国科学协会主席委员会前主席马丁·A·艾帕尔（Martin A. Apple）。

 

埃里克·E·施密特（Eric E. Schmidt）

公司：Google

个人资产：93 亿美元

研究重点：温蒂和埃里克夫妇已经为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投资 1 亿多美元。该研究所可以让科学家无偿使用其科考船“法尔克号（Falkor）”，在全球探索深海奥秘，比如海底火山和陌生生命形态。

艾帕尔说，一开始他也觉得这些超级富豪也就是玩票的。现在他相信，他们是在帮助加快科技推进的整体速度。他说，自己心态的转变，是因为看到他们在年复一年地坚持追求特别高远的目标。

“他们致力于治疗小儿麻痹症，就会一直研究它，直到它被根除——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在提到全世界范围内根除小儿麻痹症的努力时，艾帕尔说。“实际上，他们的力量可以把研究指向市场和政府的兴趣都没那么足的领域。”

而且由于持续的联邦预算角力，以及他们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影响力似乎也在扩大。事实上，一篇《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指出，大约 40 位最富有的科技捐助者已经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把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们所有资产加到一起，已经超过了 2500亿美元。

而且有迹象表明，一些慈善家们渐渐发现，这种影响力让他们有责任去处理一些针对他们的指责。去年，一个由顶尖科学基金会组成的联盟宣布发起一项运动，在未来 10 年里，把针对基础研究的私人支出加倍——提高到每年 50 亿美元——以此平衡资本都投入到健康和其他受人欢迎领域的现象。

 “今天，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正在下降，”该组织称。“最有希望在短期改变现状的办法，就是依靠美国的慈善事业。”

新的典范

当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听说，一位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要在斯坦福大学作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讲座时，他困惑了。当时是 1990 年代，用高速计算机处理基因难题的想法还挺新的。“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埃里森回忆说。

他邀请了这位科学家——洛克菲勒大学的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到自己在加州的家里坐坐。这次访问进行得非常愉快，最后埃里森给了莱德伯格一把家里的钥匙，请他把那儿当作他的第二个家。莱德伯格接受了他的邀请，他们坐在被莱德伯格称为“世界上装修得最华丽的宅子”里——那里有日式茶室、可供漫步的花园，还有满是观赏鱼的水池——两人讨论了很多事情，从埃里森早期对分子生物学的兴趣，谈到了有钱能做很多善事的想法。

1997 年，他们的友谊催生了埃里森医学基金会（Ellison Medical Foundation）。数百名生物学家从这个基金会中受益，其中 3 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埃里森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第 5 名，他已经为科研捐助了大约 5 亿美元。

这并不是说埃里森是最大的，或者最知名的慈善家。（这一头衔大概要送给比尔·盖茨，他已经为全球公众健康捐赠了大约 100 亿美元。）但他的所做所为称得上是新私人科研的典范。

在以往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领域，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等机构、专家咨询组都在认真研究已经批准的申请，根据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决定要资助哪个。有时，知名专家小组会提出推进整个领域科研的建议，比如建议建造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型科研工具和实验室。

与此相反，新科研慈善举动都是个人化的、反官僚化的、鼓舞人心的。

对于温蒂·施密特来说，激发她灵感的事情发生在 2009 年，地点是加勒比海上的格林纳丁斯群岛（Grenadine islands）。那是她第一次戴水肺潜水，自然界的丰富多彩让她大开眼界。

她和丈夫，Google 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谈起了此事，于是两人决定海洋科学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源。（美国政府曾在 2000 年组织了一支拥有多达 28 艘船的研究船队，当时规模已经缩减了约三分之一，而且面临着进一步缩减的处境。）所以他们在加州帕洛奥托设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并为其注资超过 1 亿美元。研究所的核心装备是一艘长度和足球场相当的船，和大多数科考船不同的是，它上面有一个桑拿浴室和一块直升机停机坪。

 

戈登·摩尔（Gordon Moore）

公司：英特尔

个人资产：50 亿美元

研究重点：他的捐助主要给了物理学、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林学和森林保护。他投资 2 亿美元的 30 米望远镜（Thirty Meter Telescope）（右）将建在夏威夷的一座山顶上。

 “我们想要快速推进科学研究，加快它的进度，”温蒂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这些慈善家们身处不同的领域，他们资助的项目也具有多样性。乔治·P·米切尔（George P. Mitchell）被认为是油气钻探中水力压裂法工艺之父，他已经在粒子物理、可持续发展和天文学等领域投入了 3.6 亿美元——其中有 3500 万美元投给了巨型麦哲伦望远镜（Giant Magellan Telescope），它现在正在由一个私人财团主持建造，将被安装在智利的一座山顶上。

米切尔在去年去世前接受采访时说，“宇宙这么大，没个好点儿的地图怎么行”。

艾利·布罗德（Eli Broad）靠房地产和保险业发家，他捐了 7 亿美元，资助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一家企业，探索疾病的基因源头。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已经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和天文学上投入了 8.5 亿美元。投资家罗纳德·O·佩雷尔曼（Ronald O. Perelman）的科研捐助中，有超过 3000 万美元投向了女性癌症研究——这些钱催生了乳腺癌特效药赫赛汀（Herceptin）。微软前首席科技官内森·P·梅尔沃德（Nathan P. Myhrvold）主要是在寻找霸王龙化石上投入巨资，而对冲基金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则把他的超级游艇借了出去，用来寻找难觅踪迹的大王乌贼。

这些有雄厚财力支持的雄心壮志引发了一场新的追逐。现在研究人员都喜欢用同一套说辞，说自己央求联邦科学机构拨点儿钱，结果被无情拒绝，这才转向慈善家的怀抱。为了帮助科学家尽快和潜在赞助人联姻，已经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提供研讨班、个人教练、角色扮演练习和请款视频制作服务。

位于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Cedar Rapids）的发展资源公司（Advancement Resources）在 2002 年发起了第一个此类研讨班，现在已经在全美组织过数百个班了，大部分都是教科学家们和医疗机构他们自称的“捐助开发艺术（the art of donor development）”。“我们帮助把他们的工作拿给那些没有科学基础、但确实理解资本的人，”该公司创始人乔·K·戈尔丁（Joe K. Golding）说。

医疗机构甚至训练它们自己的科学家和医生，向那些对他们心怀感激——而且又有钱——的患者索取经费。《自然》杂志还用一篇长文，为如何“售卖科学”和“向慈善家们寻求支持”提了很多小窍门。这其中包括拿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电梯游说”——也就是简洁有力的研究摘要——能够在进出电梯的短暂时间里引起潜在赞助人的注意。

文章建议科学家们多在镜子前面练习一下，“去和任何愿意听你讲的人讲”。如果整个推销自己的过程足够顺利，“那就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儿”。

政府的萧条

2012 年，白宫签署了一份厚厚的、对美国研究体系的健康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升级文件。这份由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撰写的文件中，提到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强调了美国以外科技竞争对手的崛起，并呼吁果断的政策干预。

“如果没有对此类研究的足够支持，”专家在卷首语中写道。“美国就有失去发明和发现领先地位的危险。”

财政支持的前景下降得又大又快。国会很久以前就在两党间达成了支持政府研究的协议，不仅因为它能带来经济和军事上的回报，而且也因为在大选期间所花的数十亿美元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稳步增长数十年后，联邦科学资助在奥巴马执政初期的 2009 年达到高点，因为国会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刺激经济，分配了大约 400 亿美元用在基础科研上。

2010 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随后又爆发了针对预算的争斗，所以两党间达成的共识受到了影响。在基础科研上的支出大约下降了四分之一，去年只有 300 亿美元，降幅是有史以来最大。

经费的削减直接导致了人员的下岗：一个科学学会组织最近对 3700 位科学家和技术经理进行了调研，结果指出，55% 的人认识的同事失去了工作，或者预计将在不久后失去工作。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

所在行业：对冲基金

个人资产：125 亿美元

研究重点：他已经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投入了 11 亿美元，其中 3.75 亿美元用于自闭症研究。他还筹措了 1300 万美元来拯救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左）。它位于长岛，占地方圆 2.4 英里。

在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S·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把 2013 年称作是研究院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批准立项的项目少了，岗位和项目还被削减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研究院资助的研究获得了超过 100 项诺贝尔奖。柯林斯说，这样削减开支“非常令人泄气”。

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大部分私人科研被人们忽略了。白宫的报告里只是顺带提了一下慈善科研。“我们没能公正对待慈善科研，”报告的一位作者说。他要求匿名，因为没有得到授权讨论报告出炉的过程。

科学政策一直和政治混在一起。毫无意外地，慈善资本对这一传统公共空间的侵入，触碰到了敏感的政治神经。

官方对私人科研的缄默，可能部分反映出他们害怕保守人士会试图利用这一点推动建立小政府。实际上，一些捐助人自己也担心，对于私人捐助的过度关注，可能减少对联邦科研的公共支持。

“这一直是我们主要担心的事，”卡弗里基金会主席罗伯特·W·康（Robert W. Conn）说。该基金会已经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大约 2500 万美元，也是努力增加对基础科研投资力度的私人组织之一。“慈善捐助无法取代政府资助，不能让慈善捐助的声音太大。”

议员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几乎要央求着反对他的说法了。史密斯是德克萨斯州连任 10 届的共和党议员，他帮助创立了众议院茶党党团（House Tea Party Caucus），在茶党酝酿横扫众议院、掌握大权之后，他成为了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的主席。

去年，一颗流星在俄罗斯上空爆炸，使 1200 多人受伤，史密斯当时就说，太空里部署新的传感器“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随后他举办了一场听证会，演示了一种安置在卫星上的望远镜，它可以扫描太阳系里可能危及地球的高速石块。这一项目的资金来自 eBay、Google和Facebook 的高管，以及匿名私人赞助人。

 “我们必须更好地意识到私营经济在帮助我们保护世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史密斯说。

几十年前，这个职能曾经属于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但在听证会上，该项目主管、曾经的宇航员、现在的 Google 公司高管爱德华·T·卢（Edward T. Lu）证实，这艘航天飞船 4.5 亿美元的成本只有政府造价的一半。

委员会成员热情地说，私营领域的努力，为一个更少联邦支出的新时代指明了道路。

“恭喜！”加州共和党议员戴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说。“我完全支持。”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家卫生院的柯林斯承认，慈善科研在填补空白、抓住新机会方面“非常非常重要”。他强调，“科学正面临着一个从未如此令人激动的时机”。

然而，他和其他专家也很快补充说，私人科研的快速崛起还远远无法取代公共资助。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预算约有 300 亿美元——其中一半花在基础研究上。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普莱斯说，至少在当下，私人的资助“仍然只是九牛一毛”。

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

所在行业：通信

研究重点：她设立了一个 1000 万美元的奖金，用来奖励第一艘可以把 3 个人送入太空的私人飞行器，由此引发了一次科技奖励竞赛。2006 年，她（右）接受了培训，并完成了一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行。 

无人统计的巨额资金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对于有多少钱投入了科研、钱是怎么花的，都知之甚少。

科技分析师说，知道这些情况是极其重要的：如何没有这些信息，政府就无法掌握全面的情况，并在美国的整体科技计划中加以平衡。

这个问题既对社会有影响，又对学界有影响，所以政府机构在做审批经费的决策时，要努力保证他们的钱不只是流向一流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那里。他们会考虑性别和种族、收入和地理位置等因素。

但即使联邦政府很好地监控了它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投资，慈善科研仍然基本上是不被统计的领域。（政府确实在仔细追踪那些由私营领域资助的科研，但那些研究方向偏向于生产实用性强的东西，比如药品、飞机和电子设备，而不是为了探寻自然界的奥秘。）

“人们以为我们知道钱都怎么花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高级分析师约翰·E·扬可夫斯基（John E. Jankowski）说。国家科学基金会不仅资助科研，而且还监控科研预算。“但我们不知道，因为资源实在有限。”

这项工作难到让人却步。如果说政府资助的科研是集中管理的话，科研慈善必然不是：它有一大批赞助人，从最富有的那群人，一直到给自己喜欢的慈善项目打一些钱的普通人。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已经反复催促政府，对这些未能得以统计的资金进行监控。扬可夫斯基说，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了一个对此事的试验调查，预计在一年内完成。

他还说，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基金会计划“最终资助”一次彻底的调查。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能力教授费奥娜·E·穆雷（Fiona E. Murray）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她没有研究赞助人，而是去研究了被资助的人——特别是美国开展科学研究的高校。

为了简化任务，她研究了科研支出排名前 50 的美国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穆雷的发现大致圈出了受资助高校的范围，同时回答了谁从中受益的问题。她的报告显示，现在，私人捐助占到了学校研究经费的大约30%，另外科研慈善也兴起可能还“让已经很有钱的研究领域、大学和个人变得更有钱”。

这些高校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其中一个趋势是由新的赞助人们引起的：由私人资助的研究机构的兴起，标志着科研慈善的发展。

马萨诸塞州剑桥镇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它们两所大学里，有耗资 1 亿美元的里根免疫研究所（Ragon 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research）、耗资 1.5 亿美元的科赫癌症研究所（Koch Institute for cancer studies）、耗资 1.65 亿美元的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所（Stanley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耗资 2.5 亿美元的威斯生物工程研究所（Wyss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ly Inspired Engineering）、耗资 3.5 亿美元的麦戈文大脑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耗资 4.5 亿美元的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以及耗资 7 亿美元的布罗德基因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for genome research）。

比尔·盖茨（Bill Gates）

公司：微软

个人资产：760 亿美元

研究重点：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经花了 100 亿美元在全球健康上，包括结核病、疫苗，推动杜绝小儿麻痹症和由某些蚊子传播的疟疾等等。

“如果我是个有钱人，会把钱捐给哈佛或者普林斯顿的一个顶尖研究所，”穆雷在一次采访中说。她还说，这种模式会给美国“带来大问题”。

对疾病的关注

如果说私人科研的版图还没能画完整，那么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其中的许多钱被花在了寻找治愈疾病疗法上。

这场针对疾病的私人战争不仅导致了治疗手段的显著进步，而且被专家们描述为生物医学研究运作方式的一大突破。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基础研究的发现通往有效疗法的障碍——尤其是对于那些罕见病的治疗，由于缺乏潜在利润，制药企业往往不去开发针对罕见病的药物。

“我们认为将来它会有所改变，”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北卡罗莱那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玛丽安·P·菲尔德曼（Maryann P. Feldman）说。

这种模式的首次成功来自于对囊肿性纤维化病的研究，原因是由于一个异常基因导致黏液堵塞肺和胰腺。患有囊肿性纤维化病的人会咳嗽、疲劳、消化不良、发育迟缓，而且会相对早逝。

2000 年左右，富有赞助人的激增开始为囊肿纤维化基金会（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做出巨大贡献。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汤姆·休斯（Tom Hughes）和金妮·休斯（Ginny Hughes）的两个孩子患有此病，他们为基金会捐献了数百万美元。他们一家人在基金会的“通往治愈的里程碑（Milestones to a Cure）”活动中亮相，休斯先生作为一名银行家，还帮助基金会制定了扩大筹款规模的策略。

一年又一年，该基金会举办过晚会、徒步、跑步和高尔夫比赛，最后筹到了 2500 多万美元。基金会凭借良好的能力，利用这些钱在制药行业和学界建立了合作关系，打破了以往围绕在研究团队周围的各种壁垒。

到 2012 年初的时候，经费上的增长催生了针对囊肿纤维化某一潜在诱因的治疗方法。美国囊肿纤维化病人中，有 4%（约 1200 人）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而该药物抑制了这段基因的变异，它稀释了致命的黏液，减轻了症状，并大幅度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该药物的成功引发了全球把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治疗手段的热潮，这一领域即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转化科学（translational science）。它也鼓舞了富有的赞助人把更多的资金投向疾病研究领域。

这些有钱人的付出，许多都和他们个人或者家庭曾经承受的创伤有着深度联系。有时，单纯由于基因和人口阶层的原因，这种冲动可能导致历史上在健康医疗和疾病研究上的种族不平等更加严重，数十年来在科研上的悬殊差距表明，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群的人患病率和死亡率都比白人更高。

对这些运动的研究发现，正如囊肿纤维化一样（该病的患病人群主要为北欧移民的后代），许多种病的患病人群中，白人的比例都尤其高。

患卵巢癌并因此死亡的白人女性比少数族裔女性更多。私募公司黑石集团全球房地产总监乔纳森·D·格雷（Jonathan D. Gray）44 岁的姑姑因患卵巢癌去世了，2012 年，他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 2500 万美元，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癌症的中心。

黑色素瘤是最致命的皮肤癌，患该病和因该病死亡的也主要是白人。金融家里昂·布莱克（Leon Black）的妻子黛布拉·布莱克（Debra Black）从这种病中死里逃生后不久，他们联合曾经的垃圾债券金融家迈克尔·R·米尔肯（Michael R. Milken）（他的慈善组织FasterCures为加速研究提供咨询），成立了黑色素瘤研究联盟（Melanoma Research Alliance）。该联盟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色素瘤研究私人资助者，为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高校的此类研究拨款超过 5000 万美元。

热衷科研的亿万富翁及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对科研有浓厚兴趣的慈善家（从左及右）：

劳伦斯·J·艾里森（Lawrence J. Ellison）；甲骨文（Oracle）；480 亿美元；衰老、大脑科学、干细胞。

大卫·H·科赫（David H. Koch）；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400 亿美元；食物过敏、医疗研究和前列腺癌（他本人患有此病）。

迈克尔·R·布隆伯格；彭博新闻集团（Bloomberg News）；330 亿美元；环境、公共健康、肥胖、烟草、道路安全。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Amazon）；320 亿美元；大脑科学和儿童发育，海洋探索。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Google；318 亿美元；老年痴呆症，他的母亲患有该病，因此他身上带有患该病风险的基因。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Facebook；285 亿美元；健康、物理、生命科学、数学。

保罗·G·阿伦（Paul G. Allen）；微软；159 亿美元；大脑科学、健康、海洋科学、保护和对外星生命迹象的探寻。

哈罗德·哈姆（Harold Hamm）；石油、天然气；146 亿美元；内分泌学和糖尿病（他患有该病）。

罗纳德·O·佩雷尔曼（Ronald O. Perelman）；露华浓（Revlon）、投资；140 亿美元；女性癌症、不孕不育、老年痴呆症、医学。

陈颂雄（Patrick Soon-Shiong）；制药；100 亿美元；健康医疗和医学科技。

艾利·布罗德（Eli Broad）；房地产、保险；69 亿美元；基因医学、干细胞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他的一个儿子患有该病）。

里昂·布莱克（Leon Black）；私募基金；58 亿美元；黑色素瘤，他的妻子曾患该病，后痊愈。

迈克尔·R·米尔肯（Michael R. Milken）；投资；25 亿美元；癫痫、黑色素瘤、公共健康和前列腺癌（他患有该病）。

托马斯·F·斯泰尔（Thomas F. Steyer）；对冲基金；16 亿美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能源。

来源：《福布斯》、The Giving Pledge

当然，大多数疾病的普遍性意味着大多数慈善家对于疾病研究的资助，会跨越种族和民族的界线。比如，当米尔肯发现他患有前列腺癌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研究它。这一项目筹措到了 5 亿多美元，不仅帮助拯救了他自己，而且也拯救了许多黑人，因为黑人比白人更容易得前列腺癌。

所以同样的，由慈善事业衍生出来的转化科学技术，现在正被应用在针对镰状细胞性贫血治疗的联邦科研项目上，它是一种血液失常病，主要患病人群是黑人，长久以来对它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进展。

1910 年，科学家首次发现了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症状，并在 1949 年发现了它的遗传基础。发现其基因特征的团队成员中，有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而且此次发现对分子医学门类的创立有着核心作用。然而由于对镰状细胞的研究得不到来自政府或者私人的资助，因此虽然这种病让数百万人致残或者丧命，却一直没有针对其病因的药物。

政府方面的努力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管柯林斯发起的，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协助发现了囊肿纤维化的基因。随着新的针对囊肿纤维化的疗法的出现，尽管联邦预算在削减，但他还是向政府上书，请求采用突破性的转化模式开展科研。现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转化科学中心每年都能得到超过 6 亿美元的预算，为数以千计的罕见病研发新药。

和许多富有的赞助人有合作关系的柯林斯说，政府在努力平衡整个局面，而不是一涌而上地去做“所有人都在努力做的事”。他说，能有效治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方法“我们等了太久了”。

一种备选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看起来很有希望。12 月，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研发该药的公司宣布，一个剂量的该药物“明显减轻了”该病带来的痛苦，药效长达 24 小时。

制定时间表

1980 年代初，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生物学家勒罗伊·胡德（Leroy Hood）建议制造第一台对 DNA 进行自动排序的仪器，他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说，这是一种可以快速确定每个人类细胞里的遗传信息的方法。他的拨款申请被驳回了，所以他向仓储商店巨头索尔·普莱斯（Sol Price）（他的公司最终和Costco合并了）求助。

DNA 测序仪的突破导致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这是一个由联邦资助的项目，花了 38 亿美元，画出了人类全部的遗传图谱），以及最近方兴未艾的个性化基因检测的诞生。

胡德说，科研慈善“能不断向前推进科技前沿”。

多年之后，私人资本的涌入还导致了一些事物的逆转。在基因测序领域、在转化医学领域、在奥巴马政府的大脑科学及其他领域里，联邦政府不但没能引领前沿，反倒是越来越开始遵循私人科研的领导。

10 年前，在通讯领域赚了大钱的德州工程师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出资 1000 万美元，设立了专门奖励第一艘可以送 3 个人进入太空的私人飞船的奖金。她的成功引爆了科研奖励这件事。根据一份白宫的研究报告，现在，私人捐助者设立了数十个科学奖，而“受到慈善界和私营领域奖励的鼓舞”，政府也设立了数百个科学奖。

有时，私人捐助者援助了政府。2006 年，当位于长岛的一个巨型粒子加速器因为预算紧缩将被关闭时，住在附近的对冲基金投资家西蒙斯筹措了 1300 万美元拯救了它。结果这让研究团队得以继续探索宇宙大爆炸所产生的亚原子。

如果富有的捐助者被赋予信任的话，他们资助科研的规模和领域将在未来几年里得以大幅扩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捐款誓言（Giving Pledge）”行动。

2010 年，比尔·盖茨及其夫人美琳达，以及投资家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宣布这项活动启动。到目前为止，美国大约 500 位亿万富翁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签署了这项誓言，承诺把他们财富中的大部分都捐赠给慈善事业。

《纽约时报》关于这个活动已经公布的保证书的一篇评论显示，40% 以上的签署人计划资助科学、健康和环境方面的研究。那些个人财富超过 2.5 亿美元的人，都承诺至少捐出 1.25 亿美元的资产。这其中有多少钱是被用于科学研究还不清楚，但几个已经列明的目标可是相当特别。

“我们想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都不得糖尿病，”在北达科他州石油热中发家的哈罗德·哈姆和他妻子苏·安（Sue Ann）在保证书中写道。

犹他州的亿万富翁乔恩·M·亨茨曼（Jon M. Huntsman）说，他的慈善举动将“确保让癌症消失”。

这些新的赞助人的崇拜者们——以及赞助人自己——都说，再过几十年，慈善捐款的增长将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增长，从而帮助美国顶住来自全球的挑战。他们强调说，如果来自政府的资助继续下降的话，私人给予科研的馈赠将变得尤为重要。

就在建设望远镜的米切尔去世前不久，他说他担心美国的科研已经在失去它的竞争优势。他举了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一种被认为可以在宇宙中传递质量的亚原子粒子）的例子。它正是在芝加哥的一台粒子加速器因为预算原因被关闭之后，才在欧洲的粒子加速器上被发现的。

“我们没有理由失去领先地位，”米切尔说。“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翻译 is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