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为什么说排查潜在的恐怖分子注定是场失败的行动?
一份核查清单,显然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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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电 — 上周在布鲁塞尔实施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两兄弟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暴力犯罪记录,而且此前也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但在去年的加州圣博纳蒂诺枪击案中,一名袭击者曾经担任过县里的社区卫生检查员,表面上过着正常的城郊生活。
过去一年有数十名年轻的美国男女被逮捕,理由是他们试图帮助伊斯兰国。他们的背景太过复杂,以至于都不能以某一种形象来加以概述。
是什么让人们变得暴力、他们能否被引导着远离暴力——这是两个困扰了全世界政府好几代人的问题。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这些问题又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紧迫感。尽管政府已经花了数百万美元来资助相关研究,而且在白宫请愿上要求找出答案的呼声也已人尽皆知,但对于“为什么会有人成为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人们还是没能达成共识。
担任了很长时间政府顾问的心理学家马克·萨吉门(Marc Sageman)2014 年在《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杂志(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上撰文写道:“在投入了这么多资金、出版了这么多材料之后,伴随着新的恐怖主义事件,我们意识到一点:我们丝毫没能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人们转向政治暴力。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而我们依然无法拿出使人信服的答案。”
而当研究人员确实想出可能的答案时,政府却常常忽略它们。比如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是造就恐怖分子的关键因素,而在 2001 年 9 月11 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Alan B. Krueger)就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克鲁格分析了经济数据、投票情况,以及和自杀式人弹与仇恨团体相关的数据,最后他认为,经济困境和恐怖主义没有联系。
十几年之后,执法人员和由政府资助的社区组织却依然把与钱相关的问题作为极端化的一个指标。
2011 年,奥巴马总统公布了预防本土恐怖主义的计划,计划的细节被一笔带过,但他做出的承诺是很明确的:白宫将规定一些警示信号,以帮助家长和社区领袖(预防恐怖主义)。
当时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说:“识别非正常行为的将是各个社区。”他举了逃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表示,逃学是一个反映出帮派活动可能的指标。“逃学同时也将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早期警示信号。”
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在缩短这个标明了可能先兆的清单方面,政府却没做什么工作。恰恰相反,不清不楚的科学研究却似乎在暗示一点:几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一些研究指出,恐怖分子很有可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是外向的人;而其他研究则说,没有受过教育的隐居者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许多研究似乎就青春期的健康状况提出了警告,唯独拿那些年轻而没有耐心、具有冒险意识、在“努力实现一种自我感觉”的年轻人来说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推论,所以公民自由主义者们在政府确认有可能犯罪的人员的努力中只看到了危险。研究人员们也说,他们之所以一直对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感到很失望,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表明,他们总是认为各类研究都可以被凝练成一些简单的核查清单,甚至甘愿让无辜者承受风险,面临不必要的怀疑。
“他们(指政府,译注)现在就想要做些什么,”小克拉克·麦考雷(Clark R. McCauley Jr.)表示,“不管是谁,只要现在能拿给他们一些结果,比如现在就能拿出来一份核查清单的话,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关注。”他是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多年来一直在主持由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研究。
他继续说:“这都是由需求驱动的,那些佩着枪和警徽的人太想拿到个什么东西了。至于它们事实上有可能造成伤害?这可吓不住他们。”
欧洲同样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比利时城市菲尔福尔德(Vilvoorde)的市长汉斯·邦泰(Hans Bonte)去年参加了白宫举办的一个关于极端化的峰会,他在会上描述了他们为了防止愤怒的青年男子离开比利时、加入伊斯兰国所做的努力。在英国,政府鼓励或者要求人们针对那些可能成为危险人物的人向政府发出提醒。这一做法在海外引发了争论,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有人在问:宪法是否允许政府对合法的政治或宗教演讲进行监视?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网络和国土安全中心(Center for Cyber and Homeland Security)极端主义项目主管洛伦佐·维迪诺(Lorenzo Vidino)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会带来麻烦。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欧洲模式的目的是要在你一看到极端主义苗头的时候就提早介入。”
研究恐怖主义的确很困难。它涉及到关于谁该被算作恐怖分子、谁该被算作叛军或士兵等等一系列难题。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算什么?巴勒斯坦的自杀式人弹算什么?现在的塔利班算什么?中情局当年支持的阿富汗圣战者又算什么?
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接触恐怖分子,而且像对照组这样的科学手段也很少用到。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心理学家杰夫·维克托罗夫(Jeff Victoroff)推断说,业界领先的恐怖主义研究几乎都只是政治理论和轶事。他在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中撰文写道:“系统性学术调查的缺失,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了于事无补的反恐策略。”
当政府确实就问题的答案给出建议时,这些建议的来源往往无从得知。比如在美国反恐中心(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2012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说,焦虑、个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受挫和精神创伤都是极端化的诱因。这份文件引述了一段没有标明来源的话说:“并不是所有变得极端化了的人都有没有得到满足的个人需求,但这些人更容易走极端。”
探寻恐怖主义根源的本意是要让人们放弃暴力。但就算有人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也并没有相关政策告诉人们该如何应对。奥巴马政府设想了一个由顾问、宗教人物和可以介入提供帮助的专家组成的网络。除了拉到少数几个人之外,这个网络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白宫最近让国土安全部负责了一个协调上述工作的特别工作组,这相当于承认过去数年来的松散联盟遭遇了目标缺失和协调不力之痛。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土安全部官员乔治·塞利姆(George Selim)说,政府此前从来没有想过强加什么政策。他说政府已经成功启动了对话,并在各个社群和执法组织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是政府开展反对极端化努力的试点城市之一,在那里,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律师安德鲁·卢格(Andrew M. Luger)已经和当地的索马里人社区建立了联系。他说,一个预防项目将很快展开,后期还会进行一些干预。
“这要花很长时间,”他表示,“现在有许多项目都已经要做完了。”
尽管政府减少了对核查清单的使用,但司法部还是为一种“快速评估”工具的开发提供了资助,以帮助当局“判定极端主义的可能性大小”。去年,新闻组织 Intercept 披露了一个政府正在使用的核查清单,它会基于很多因素(比如是否感觉受到了政府的虐待、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或者承受了歧视之苦)给接受恐怖主义调查的人打分。
麦考雷说,他的许多同事和同僚都在做很精明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狭隘的结论。他说,这其中的问题在于,那些提出了警示信号的研究得到了最多的关注,而与此同时,那些把恐怖主义和美国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则被忽略了。
科学家们指出,从数学上讲,核查清单是肯定会失败的,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就算是精确度能达到 99% 的测试,出错的可能性也往往比正确的可能性大得多。这个想法有悖直觉,但在一个人口数量巨大、恐怖分子极少的国家,即使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测试,它所标示出的“恐怖分子”中的无辜民众也会比真正的恐怖分子多得多。
在政府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中,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为某个看起来有自杀倾向、实际上并不会自杀的人去寻求帮助,会有几种后果。但当联邦调查局成为唯一选择的时候,后果却是严重的。
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教授约翰·霍尔根(John Horgan)曾经主导过许多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他说:“我们嘴上说得很好,但站在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我们还是有一种计分卡心态,想尽早发现(嫌疑对象)并实施秘密抓捕。”
蒙大拿州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是华盛顿的郊区,那里一个名叫 Worde、由穆斯林领导的跨信仰组织认为,它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其组织者已经为各个家庭和宗教领袖提供了一个警示信号清单,上面列着消沉、精神创伤、经济压力和政治怨愤等条目。任何发现这些指示信号的人都可以给 Worde 打电话,后者将会安排进行心理健康或者宗教方面的咨询服务。
该组织的主席海迪赫·米拉玛迪(Hedieh Mirahmadi)说,只有在面临即将发生危险的威胁时,警方才会介入。她说,在理想状态下,接受帮助的人的名声不会受到损害,也不会被划入政府的监视清单。
这个项目的有效性还没有得到证实;一项接近完成的研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对它在建立社区联系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评估该组织是否能减少暴力极端化。虽然米拉玛迪说“没有人会不认同”她下发的警示信号,但研究人员还远远不能确定这些信号就是能证明潜在极端化的指标。不过奥巴马政府认为 Worde 可能是一个榜样,而且已经奖励了它 50 万美元的资助款。
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律师法伊扎·帕特尔(Faiza Patel)对此依然持怀疑态度。Worde 并没有公布其介入原则,也没有公布它评估政治怨愤等事物时采用的方法,米拉玛迪说,这些工具太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了。
但她说,这是一个开始。她说,她所在的组织此前曾为约 20 人提供了咨询服务,而在此之前类似的帮助根本就不存在。至于这些人中有没有哪个会变成激进分子?她表示这是不可能知道的。
翻译:熊猫译社 葛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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