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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漫长的游历,熊培云讲述了眼中的日本

石玉 ·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

作者介绍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段选读

何谓“西风东土”

这些年我梦见最多的是老家的风景与村庄,我几乎没有梦见过城市。在国外旅行时我也会格外留意乡间的老屋。这次在日本,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我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我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我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我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

因为上述原因,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之时,举起了屠刀?

无论是聊天还是在一些书上,我接触到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有人会说,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完整,怪只怪“西风吹裂了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式的解释。我并不否认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是西方教出来的?

这可真是找对了尺子量错了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强弱对比。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比它弱小的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 “tipping 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对周边国家的强弱判断。试想如果当年日本确信在军事上将输给中国,它一定会收起尖牙利爪。至于后来自不量力地袭击美国,那完全是日本在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的疯狂。

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凝固的,它包含着人与附着其上的传统和习俗。风可以帮助花蕊孕育,也可以吹落花蕾,但风不会让一粒樱桃的种子长成一颗土豆。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样的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在这里,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也包括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极北极,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点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

“我者-他者”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我者与他者对立;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我者需要不断地制造他者。比如奴隶主需要奴隶这个“他者”来实现奴隶主的身份,而爱国者也需要圈定“卖国者”这一身份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样,还有“东方-西方”。

虽然我们名义上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并置身于所谓的人类文明之中,但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误解与被误解,施虐与受虐,征服与臣服,同胞与异类,只要“我者-他者”这个模式一直存在,人类就永远有两个世界的挫折。而层出不穷的事实一次次证明,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快,一个世界的挫折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世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日本走向法西斯时,被其视为他者的美国和中国都无法独善其身。

除了东西,本书书名暗含“风土”。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埋藏着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在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没有欲望与恐惧,人就不复存在了。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情,人性以外还有“人义”,我在后面会谈到。

我还想提前申明,如果有朝一日我把在法国、美国甚至计划中的印度的访学笔记整理出来,也可能冠之以“西风东土”,到时候它们又会有另一番含义。想想生活中还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线索像瀑布一样散开 这是一本主题日记,它历时性地记载了我在日本几个月的生活。书中不仅贯穿了几个固有的思考主题,而且详细记录了我在日本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题渐渐增多,就像流瀑从山上的峡谷飞出,散开,至潭底而浪花四起。我喜欢文森特·梵高的绘画,这源于一种审美上的需要和心灵上的激情。我的写作也因此不时浸透着这种绘画风格。我用文字画出若干轮廓并涂上异彩纷呈的色块,只求它们热烈、具体却又不令人窒息。我每写一篇文章,通常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放几天,像是画家等待油彩风干了之后再画。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人士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也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再是唯一的线索。读者会注意到,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在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二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主义与中庸之道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像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道义与功利相得益彰。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没有阻止欧洲混战,宋教仁的议会政治与宪政设计倒在了中华民国的血泊之中。当胡适和董时进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新中国刚刚经历了无比惨痛的一页。历史可以凭悼,却无法绕过苦难重来。我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除了因为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更有对历史木已成舟的某种伤怀。我相信这种伤怀不仅是基于古老的悲剧意识,更是我对所有尼布尔意义上的光明之子的深切回望。我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而我对现实的寻访,也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就在历史之中。我亦相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在那里,只有黑暗而绝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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