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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电影里以写字为生的人 |电影与职业
写作的孤独内向与电影的外化行动性相悖。电影里的作家却那么多,可见电影人喜欢这个挑战。
电影刻画作家,和刻画其他职业不同,电影一般都是讲作家不动笔的时候在做什么。偶尔会让你看到他们埋头写(打)字,不会长过一分钟,因为“写”这个行为毕竟没什么可“看”的,所以电影人拍给我们看的“写”的前前后后,《茱莉亚》里简·方达扮演的作家莉莲干脆把打字机扔出窗外。最近剧作家山姆·夏普德接受采访时说写作时房间里有狗都不行。写作的孤独内向与电影的外化行动性相悖。电影里的作家却那么多,可见电影人喜欢这个挑战。
艺术创作的神秘以写作为最。不绝如缕的作家传记片都为了回答“他(她)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问题。观众都乐于相信生蛋母鸡之所以有话要说是因为恋爱的苦乐折磨(《成为简·奥斯汀》);历经了改变人生的壮游(《在路上》里游加州的凯鲁亚克;《克里斯托弗及同党》里游历德国的伊舍伍德);身陷多角恋(《情迷六月花》里的亨利·詹姆斯);最起码也由于童年创伤(《滚滚红尘》里类似张爱玲的沈韶华),不然就是为了反抗社会(《夜幕降临前》里的古巴诗人雷纳多·阿里纳斯)。
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十九世纪以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是否都出现在电影里过。伍迪·艾伦一部《午夜巴黎》就网罗了一大批。那些年代久远从生平到作品学界都莫衷一是的作家往往被天真地处理成“纪实文学”作者。《莎翁情史》里莎士比亚昨夜刚刚真人上演爬阳台的罗密欧,隔天就焚膏继晷写成罗朱悲剧。相较之下特吕弗更懂作者的狡猾。他的《两个英国女孩》里周旋于姐妹俩的文学青年写成的小说是一女两男的故事。
电影里作家的身边人像是为了成就天才必须消耗的养料(《时时刻刻》里伍尔芙的丈夫和眼睁睁看着诗人自杀的女子)。身边人都折磨完了唯有自我消耗(《心之全蚀》 中的诗人兰波,《闪灵》里要杀全家的作家)。
作家写不出名堂固然不好,出了名更烦,《重奏》里的挪威青年书一出版就精神崩溃,《危情十日》里的疯狂读者把作者软禁起来专门写给自己看。最典型的是《旅行终点》里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先是答应接受采访,记者来了又百般抗拒,偏偏这记者就是个想红的作家,形成围城之局。
电影里另有一类幸运作者,被请去风光秀美的场所(通常是南法)度假。《春光奏鸣曲》里的乔治·桑被笨瓜公爵夫人请去乡间沙龙猛追肖邦。《泳池谋杀案》里的侦探小说作家虽然忙于生闷气和埋尸,写起来倒是很有效率。
当年写作遭遇瓶颈的科恩兄弟“偷懒”写成《巴顿·芬克》,编剧要同时取悦观众和制片人,自己可控的部分又有限,夫子自道起来特别“一把辛酸泪”,有权吓唬外人,因此电影里的编剧很容易性命不保: 巴顿·芬克差点死于“心灵的劳作”,《改编剧本》里的编剧被故事原型追杀,经典的《日落大道》让影星活活“爱”死编剧;《子弹横飞百老汇》里的真作者为艺术献身;《纽约提喻法》里的编剧受困于自己的大计划,有如坐终生牢。
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的名剧《神医》(Faith Healer)的主角拥有很少灵验的超能力,然而偶尔灵验则成人间奇迹。才华也许是用咒语封印的福佑。今天属于你也许明天就被收走,电影《卡波特》提醒我们楚门·卡波特在《冷血》之后没能再完成任何作品。
影像也许注定无法揭露写作的秘辛,但简·康平的两部诗人传记片到底是对文学力量的成功重建。《我桌边的天使》里女诗人少女时代第一次听到老师背诵丁尼生的《亚瑟王之死》,第一次摩挲着格林童话《十二个跳舞公主》的插图,第一次写对韵脚,康平将这些内心震撼拍得有如青春片里性启蒙的时刻一样清晰可感。
《明亮的星》里济慈与范妮的恋爱故事加上大段被念出声的诗篇缓缓释放出坚定优美的气韵。片尾出字幕时本·卫肖念诵的《夜莺颂》动人得让观众不舍得离场。《天使》一片里读商科职校的贫寒女孩偶遇主人公,说“我们学速记学复式记账法,但我们也学了《夜莺颂》”于是以背公式的语调背起来:“你生不是为了死,永生的鸟!……我在这骤逝的夜听到的声响/也许古代的君主和小丑也曾聆听。”郁郁而终的济慈也许知道文学即是不死鸟,百代之后会抵达遥远的地方,安慰平凡的心。
作者研究电影与服装设计,长居纽约。《电影与职业》系列由《虹膜》创办者magasa和他的团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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