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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电影里拍照片的人 |电影与职业
对于电影来说,摄影这一媒介就像是它的表兄,而摄影师这个职业,自然也会因为其与电影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而得到后者的青睐。
对于电影来说,摄影这一媒介就像是它的表兄,而摄影师这个职业,自然也会因为其与电影有生俱来的亲缘关系,而得到后者的青睐。不同电影对摄影师角色的塑造有好有坏,它们有时是被摄影机制所异化的变态杀手,有时是不停寻求刺激的猎艳者,有时是将人类苦难扛在肩上的战士和苦行僧,有时则只是极力寻求世界真相的见证人。而电影对摄影师的关照,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回归电影本身。
早在无声电影时期,电影人就开始意识到,摄影师的工作过程不可能完全是透明客观的。1914 年的喜剧默片《威尼斯儿童赛车》(Kid Auto Races at Venice)里,卓别林饰演的主人公就是因为在摄影机前面晃荡的次数略多了点,被摄影师暴揍了一顿。而巴斯特·基顿的作品《摄影师》(The Cameraman,1928),对摄影师工作的质疑则更进一步。基顿在片中饰演一位新闻摄影师,寻找耸动内容的他不断奔走于穷街陋巷,并且会为了激发他所拍摄的帮派分子之间的矛盾,主动在其中制造事端。基顿用这些情节,阐明了摄影工作在本质上的非客观性,即便是纪实摄影也不能例外。
对摄影师职业最为耸人听闻的表现,出现在迈克尔·鲍威尔的《偷窥狂》中。影片主人公马克,是一个自幼至今一直生活在摄影机制之下的人,窥视与被窥视、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他与世界接触的唯一方式。被摄影机制所扭曲的心理,使得人们在摄影术诞生早期对它的担忧,在《偷窥狂》里噩梦成真:摄影师真的成为了一个能够摄取人魂魄的恶魔。马克在片中杀人时,不但用摄影机记录着他的行凶过程,还用一面对准被摄人的镜子,让她们在遇害时能够看到自己的恐惧表情。击溃遇害者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的,并不是马克架在摄影机脚架上的尖刀,而是遇害者自己对影像的恐惧。
而对于另外两位电影大师希区柯克与安东尼奥尼来说,摄影师并没有《偷窥狂》里那么可怕,他们只是比较空虚罢了。摄影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对生活无时不刻充满好奇心,在希区柯克的《后窗》中,詹姆斯·史都华所饰角色对邻居私生活的过度好奇,就差点害他丢了性命。
而在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中,摄影师角色则隐喻着现代人无力与世界发生实质性关联的神经官能症。戴维·海明斯饰演的摄影师与《后窗》男主角一样,容易厌倦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不断试图在所处环境中,寻找短暂的新鲜感。但摄影工作浮光掠影的本质,又使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到任何一个拍摄对象的世界中,与事物产生实质接触,到最后,连他引以为傲的对真实的把握,都渐渐离他而去。《放大》中的摄影,最终导向虚妄,而试图将现实据为己有的摄影师,也因为自大而付出代价,彻底地堕入了虚无。
说了那么多电影对摄影师的“消极”表现后,我们终于可以在奥利弗·斯通和维姆·文德斯的电影中看到对摄影师的英雄式描绘。在前者的《萨尔瓦多》中,由约翰·萨维奇饰演的战地摄影师是罗伯特·卡帕的崇拜者,而他也无比推崇着卡帕的观念:“在人类的苦难中寻找高贵。”对他来说,摄影机是与苦难与不公作斗争的武器,镜头是他的枪口,胶片是他的弹药。在影片最后,他也如愿以偿地像卡帕一样倒在了炮火中,并在死前的一刻,抓拍到了自己的毕生杰作。
在文德斯的纪录片《地球之盐》里,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则是替代大众承担世间苦难的苦行僧。终其一生,他行走于拉美、卢旺达、埃塞俄比亚与波黑的满目疮痍中,阅尽了饥荒、杀戮、疾病与绝望,而每一次快门的闭合,都在他的心头刻下一道新的伤痕。摄影师所能承受的创痛是否有极限?对萨尔加多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他在晚年远离了社会现实,潜心于动物摄影与环保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在世上看到一丝微弱的希望。
所有摄影师的理想,大概都是追求世间的某种真相,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将世界分割成一个个碎裂的方框,让他们愈发远离着世界的完整本质。也许《白日梦想家》中西恩·潘饰演的摄影师的自白,才是摄影师们心中最真实的声音。“有时候我不拍照片。如果我很喜欢某个瞬间,某个个人化的瞬间,我会不喜欢为了拍照而拍照。我只想享受这一刻。”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电影与职业》系列由《虹膜》创办者 magasa和他的团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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