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我的生活里男人来来往往,但真正照顾我的却是我的门卫
只是一则纽约的故事。是的,我们可以偶尔看看这些。
那是夏天的曼哈顿,天色已黑,气候温和。在近午夜时分的上西区,他和我绕过 Amsterdam 大街的街角。酒喝得不错,他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我带着醉意说:“你不能上楼,”然后突然停住脚步,险些把腰都弯下了。
“我没想上去,”他羞涩地说,把双手放在我腰间,把我拉近,“但我想再看看你,”他微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我是说,如果你要跟我道晚安,那就在这儿吧。”我们那时候还没走到我那幢楼附近。
“但是我以为你住在……”他扭头看了下街牌,说:“90 号吧?”
“对啊。”我开始结巴,设法解释。“我是住那儿,但是你想,他知道我们是第一次约会,而且有一扇窗户,他从那儿能看到人行道,有时候他就在那儿等着。如果我回去晚了,他会担心的。”
“谁啊?”我的约会对象问道,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谁能看到我们?”
“嗯,”我开始闪躲。
“你男朋友吗?”
“不是。”
“你爸爸?”
“不是,不是,这个很难……”
“你丈夫?你结婚了?”
我叹了口气,耸耸肩,崩溃着投降,同时把这一刻搞砸了。我深吸一口气说:“我的门卫。”
Guzim 是我的门卫,我们之间有着平凡、质朴的友谊。在纽约生活的单身女性中,有这么个照顾他们,扮演看门人、保镖、知己和父亲形象的门卫。门卫不单保护和传递打火机、快递,他们做这么多也不是因为工作职责,而是因为他们是好人。
“我不喜欢他们,”Guzim 谈起我两个月后约会的新男友,他小声对对讲机说。
我走到大堂,看到我的门卫和约会对象在外面人行道上谈笑风生。我的约会对象转身去弹烟灰,Guzim 趁机给了我一个眼色:他已经挖到独家爆料,而且已经对那人很有戒心了。
我们出发的时候,我挥手告别,回头瞟了一眼,看到 Guzim 在摇头。我翻了个白眼。他知道什么?聊个十分钟能说明啥?
我的约会对象性感又幽默,说着迷人的希伯来语,而且他经常去派对玩。于是我同意和他又喝了一杯,然后一次又一次和他见面,直到秋天来临。我一直都很迷坏小子。
Guzim 可不是坏小子。他为人友善、举止得体,有着灰白头发,长相介于加里·格兰特和乔治·克鲁尼之间。他是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自一个受良好教育的军人家庭;他父亲曾经是上将。Guzim 19 岁的时候,共产主义领导人 Enver Hoxha 的秘密警察被捕,关押了他的家人,控告其叛国罪。
他在劳改所度过了 20 个年头,被迫在偏远地区种地,与在斯大林集中营里没有两样。“我一辈子都活得像年轻人,”他有一次对我说。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后代。
他在 39 岁时终于获释,美国对他家人提供了庇护。他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带白手套的门卫工作。无论何时我问他最近如何,无论是哪一天,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说:“没什么可抱怨的。”
这是他的咒语。
在同年的万圣节晚上,我又走回家,这次是一个人,从 24 小时的 CVS 药店出来。我失眠了。穿着睡裤、T 恤和雪地靴,跳过台阶走进大堂,手里拎着白色的纸袋子。
里面藏的是个验孕棒。
Guzim 待在他平常的凳子上,半坐半不坐的,从他的《纽约邮报》上抬起头,“什么东西?”他说。
“什么呀?”我说。“没啥。”
“这是什么?”
“没什么。”我拿着纸袋飘过去。“我头疼。扑热息痛。”
“不是,”他拉长音说,摇头,把报纸合了起来。”
我骗不了他。
我停下来环顾周围。大堂里没有人。好吧。这时刚过半夜,于是我转身往回走。“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咬着嘴唇。“我错过了一次……你知道吧。”我的脸开始扭曲,然后我就哭了起来。
Guzim 等我哭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个以色列人?”
“是!我根本都不喜欢他,”我说,擦拭着眼泪。“他是个骗子。我不能这辈子和他过。”
“那就不要,”Guzim 说,他抻直了制服外套的袖口。我们就这样站着,聊了 2 个多小时。
那时候,我心烦意乱。我以为自己很安全,数着日子算着数,用了避孕措施——大多数时候。“怎么会怀孕呢?”我傻傻地问。
“怎么会?”Guzim 苦笑着,“拜托。这就是生活。”
2 周后,我把消息告诉了孩子他爸。他好像开始是高兴,然后是害怕。几周以后,他甚至跟我求婚了。
我礼貌地拒绝了。他不想当爸爸。不是真想。我们也不想和对方结婚。我们都很清楚事实。
我说,我会自己抚养孩子,他可以偶尔参与,或者凭自己的意愿来。他已经可以脱身了,只要我们逢场作戏,保持下联系就行。我们三个,就算做不了家人,也会成为朋友的。他表示同意。
3 个月后,肚子能看出来了,我向所有人公布了消息。我那信封天主教的父母,结婚 40 多年了,他们为我单身母亲的未来感到很害怕。我也不怪他们。我的女友们——结婚的、单身的、当妈的、没孩子的——大多非常支持我。
不过我也成了八卦的素材:孩子父亲是谁?是我甩了他,还是他甩了我?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有时候会当面问我,有时候不当面。
而在楼下的大堂里,Guzim 还是镇定自若地在那儿。我不是他的女儿、妹妹或前女友。我也不是他的员工或老板。我们的社交圈子没有交集。一周六天,他站在楼下,超然而又足够关切地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伙伴,既不担心,也不可怜我。
是他帮我签收了婴儿床、连体睡衣、奶瓶和尿布。是他每天都问我感觉如何。那个以色列人我几周才能见到一次。
Guzim 和我在那 9 个月里聊了很多,而他广阔的视角总能给我安慰:她更多谈论欧洲而不是三洲地区,更多聊冷战而不是 21 世纪,而且他总是心怀感激。
他的立场坚定。他支持我的抉择,并且引以为傲,他捍卫我的体面和尊严。他提醒我说,我还年轻。我还会遇到一个男人然后和他结婚。我有硕士学位、有工作,还有存款。
那如果我没结婚会怎么样呢?看看这个世界吧。历史上更糟糕的事情都发生过。拜托。我们都会没事。我的孩子就是个礼物。
八月,在我周末外出期间,我的羊水提前破了,然后我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产下了孩子。2 天后,我们父母来接我,驾车向南通过 95 号公路到上西区然后回家。
当我爸爸停下车,Guzim 认出了那辆车。他跳下台阶,然后把后车门打开。好像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我爬出后座,面色疲惫,眼里含着泪光。我们拥抱了。我回身解下了车座,然后把它拉出来。我们都盯着这个熟睡的新生儿,漂亮得难以置信。
“真美,”他说,“生得不错。”
9 天以后,以色列人永远离开了。他说,他老家的父亲生病了。但我们还是关系和睦的朋友,第二年,我给他发了孩子的照片。在最初漫长、无眠的几个月里,他还打电话与我聊天、说笑,让我喂奶的时候不睡着。
但 Guzim 才是我们每天看到的面孔,和我女儿每天说早安和晚安的那个男人,他对她微笑,逗她,谈论她的成长、她的微笑和她最初学会的几句话。
以色列人与我联络了一年多,然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电子邮件或电话。我给他发照片,而他回以沉默。
我女儿对 Guzim 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依恋,就好像她明白 Guzim 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用张开的双臂、开放的胸怀,来迎接她降生到这个世界,随时愿意守护她和保护她,就像他曾经守护和保护她妈妈一样。
一有机会,她就在人行道上跑,张开双臂,然后 Guzim 就会把她抱起来给她个大大的拥抱。她的父亲不打电话,也不来看望,我们也不给他打电话或看他。但我们总会来看 Guzim。
我们现在住在加州,但还在纽约的时候,我们会路过那幢楼,希望找到值班的 Guzim。有时候他在,有时候不在。但我们总会去确认一下。
当我们看到他,他问我最近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女儿,然后说:“没什么可抱怨的。”
Julie Margaret Hogben 是近期出版的小说《Ally Hughes Has Sex Sometimes》的作者,笔名 Jules Moulin。
题图来自 www.yale.no 翻译 Alici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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