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5 月 1 日晚上，马克·鲍登（Mark Bowden）正在看棒球赛——那天是费城人队对阵大都会队——这时，有线电视突然切给了白宫东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报告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已经执行的一次行动杀死了对数千无辜男性、妇女和儿童的死负有责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在总统完成他的简短讲话之后大约 5 分钟，就有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到了白宫前面和世贸中心遗址附近，反复呼喊着“U-S-A！U-S-A！”鲍登的手机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杰瑞·布洛克海默电影公司（Jerry Bruckheimer Films）总裁迈克·斯坦森（Mike Stenson）。鲍登曾经就自己 1999 年出版的畅销书《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改编成电影一事与布洛克海默公司合作过。

“迈克说：‘是这样，马克，杰瑞想就本·拉登被杀这事儿拍一部电影，他想把所有拍过《黑鹰坠落》的人都再拉到一起来，’”鲍登在最近的一次午饭时跟我说。“‘他想知道的是：你愿意来写这个剧本吗？’”

鲍登说“绝对愿意”，让迈克把他算到拍摄团队里。

他很快联系了奥巴马当时的新闻秘书杰伊·卡尼（Jay Carney），问他关于采访总统的事。鲍登之所以和卡尼的关系还不错，是因为他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写过一篇介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文章。不过他几乎马上就收到了卡尼的回复，这让他感到很惊讶。鲍登知道，总统此时肯定收到了一大堆采访邀请，所以卡尼的回复十分令人鼓舞。卡尼说，他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他个人肯定会努力呼吁一下。

第二天，斯坦森回电了：布洛克海默改主意了。

鲍登考虑了一秒钟，然后决定不写剧本了，他要写一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作者和这个主题堪称最佳组合。鲍登擅长记叙秘密军事行动，在《黑鹰坠落》里，他讲了 1993 年美国陆军游骑兵团（U.S. Army Rangers）和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在索马里发起突袭、并出现灾难性失误的故事，除此之外，他还写过一些书，记叙了 1980 年在伊朗营救美国人质失败一事，以及长期追捕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故事。

在这些书中，他采用了把详尽的采访和生动的叙事相结合的办法。这让鲍登得以在历史事件发生很久之后，还能把它们写出来。人们一般都会渴望坐下来和他聊聊，而且通常都能放开了跟他讲。一个采访对象会牵出另一个采访对象，然后再牵出另一个，如此反复。整个采访过程可以花掉数年时间。

而事实证明，关于本·拉登的这本书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经历。鲍登当时努力想把故事讲出来的时候，离事件发生只隔了几个月。而且只有少数人（几位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和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几乎没有文字线索可供鲍登追踪，政府当时已经把所有与此次突袭相关的文件定为机密级，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搜索本·拉登的记录。鲍登不得不通过政府渠道请求进行采访，并期待最好的结果。

2012 年秋天，他的书《The Finish》出版了，它所讲述的故事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秘密工作了多年的中央情报局此前确认了一名信使的身份，特工最终从他追踪到了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的一处大院子。通过远程卫星摄像头，特工研究这个院子研究了几个月，但无法肯定本·拉登就在里面。如果他在里面——奥巴马后来说，他在或者不在里面的概率分别是 55% 和 45%——美国总统先生可不想让他逃走。稳妥的办法是用一颗炸弹或者导弹把这个院子夷为平地，但这会造成平民伤亡，同时也不可能确定被杀死的都有谁。所以奥巴马用两架黑鹰直升机派了 23 名海豹突击队员去突袭这个院子。当其中一架直升机不得不在院子里靠近动物围栏的地方强行着陆时，整个行动差一点儿功亏一篑，但海豹突击队当机立断，很快发起了攻击，他们用 C-4 炸药炸开了大门和小门，并最终杀死了目标。在离开之前，他们炸毁了坠毁的那架黑鹰直升机。当他们飞离的时候，院子里腾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焰。海豹突击队都离开很久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对此都还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及数年里，这个让人无法自已的故事被以不同的形式讲述着。鲍登的书只是几本和此事有关的书中的一本，但报纸上、杂志特写中、电视新闻节目里的相关报道还有无数条，最终，在 2012 年出了一部电影叫《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这部电影还标榜自己讲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追捕”。照这么说来，杀死本·拉登不只是美国军方的胜利，还是美国叙事机器的胜利，因为差不多就在这个恐怖组织头子的尸体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整个美国的叙事机器就被猛地挂上了高速档。

去年春天，鲍登的手机接到了另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当时他刚结束了在纽约和他的出版商商谈下一本书的会见，正在回宾夕法尼亚的家的路上——他的下一本书要讲的是越战中的顺化战役（Battle of Hue）。电话另一头的人是调查记者塞默·赫什（Seymour Hersh）。

赫什打电话来，是想问关于本·拉登海葬照片的事——美国政府说，他的海葬遵循了伊斯兰风俗——因为在《The Finish》一书的最后，以及《Vanity Fair》上刊登的改编自该书的文章中，鲍登都详细描述了这场海葬。“一个画面上显示，他的尸体被一块加了坠的裹尸布包了起来，”鲍登在书中写道。“下一个画面显示，尸体被斜着放在了一条滑道上，双脚放到了船舷外面。在下一个画面里，他的尸体正在落入水中。再下一个画面里，尸体刚刚全部没入水里，可以透过水面看到，水波正在向外扩散。在最后一个画面里，只能看到水面上圆形的水波，奥萨马·本·拉登的遗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赫什想知道的是：鲍登真的有看到过这些照片吗？

鲍登告诉赫什说，他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他解释说，书里写的东西是有亲眼见过它们的人向他描述的。

赫什说这些照片并不存在。实际上他继续说，关于美国如何追捕并杀死本·拉登的整个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他告诉鲍登说，他正准备公布发生在阿伯塔巴德的真实情况。

鲍登说，他觉得赫什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赫什试图表达他对鲍登的同情，他说“没人愿意被人耍”，并说他并无意冒犯。

“我说：‘没什么好冒犯的，’”鲍登回忆说。“我告诉他说，他毕竟是塞默·赫什，他应该去做任何他认为最合适的事。但在这件事上，我担心他弄错了。”

要想夸大杀死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政治的改变是很难的。从纯粹实际的立场上讲，它让奥巴马在 2012 年连任竞选前一改过于谨慎的风格、成为了一名勇敢的领袖。这对那次选举的结果有着无可争辩的影响。（“奥萨马·本·拉登死了，通用汽车还活着，”乔·拜登在竞选之路上一直喜欢吹嘘这句话。）从战略上讲，本·拉登的死让奥巴马得以宣布打击基地组织行动的胜利，为他开始逐步将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提供了掩护。而且它还一举救赎了中央情报局，把一个长达十年的情报失败转化成了中情局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本·拉登的死对美国人心灵的作用更大。对于这场被定义为道德妥协、甚至有时候被定义为集体耻辱的不明不白的战争来说，它象征性地带来了人们迫切需要的时刻，从而得以在道德上明确了美国式的英勇。它完成了由 911 袭击开始就划出的那条历史弧线。固化在美国人集体思想中倒塌的双塔那令人生惧的图像，现在已经被一张奥巴马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挤在白宫战情室里一张桌子边上、密切关注这个大恶人被就地正法的照片所替代。

第一篇戏剧性再现那次突袭行动的文章是《击毙本·拉登实录——阿伯塔巴德之夜》（Getting bin Laden: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in Abbottabad），那次行动三个月之后，它发表在了《纽约客》（New Yorker）上，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尼古拉斯·施米德（Nicholas Schmidle）。作为一位海军陆战队将军的儿子，施米德在巴基斯坦待了好几年，并为许多刊物（包括《纽约时报杂志》）撰写过讲反恐的文章。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用电影般的手法叙述了军事行动的大胆和气势，但在细节上也比较粗糙，比如在说到海豹突击队接近那个院子时他们所坐的黑鹰直升机里的情况时，他用的是“子弹上膛发出了像金属咳嗽般的声音”，而当他们降到地面上时，泥水“吸住了他们的靴子”。在击中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员中，有一位叫马特·比索内特（Matt Bissonnette），在突袭一年之后，他把对突袭更为个人化的叙述总结成了一本名叫《艰难一日》（No Easy Day），这本书还成了畅销书。鲍登把目光聚焦在了华盛顿，他带着读者走进了白宫，见证了总统指导将会成为他总统任期内的决定性瞬间的那一刻。后来才有了《猎杀本·拉登》，记录了经常很残暴的中央情报局审讯，而中情局称，正是这些审讯带着美国人找到了本·拉登藏身的院子。

关于猎杀本·拉登的官方说法，让人觉得这次行动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描述，但事实上，它更像是一幅来自五角大楼、白宫还有中央情报局等多个角度的组合草图。而且当你进一步研究这份草图的时候，会觉得哪里有那么一点儿不对劲。

几乎在同时，政府需要马上校正一些关于这次突袭行动的重要细节。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最初告诉记者说，本·拉登并没有“卷入交战”，他已经没有武器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任何一个妻子作为人肉盾牌。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都没有在白宫战情室里观摩过这次突袭的“现场直播”，行动也并没有被头盔上的摄像机拍摄下来。

但在整个故事是如何建构这一点上，还是有些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施米德在自己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承认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和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说过话。而且比索内特关于这次突袭的一些细节描述和另一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相互冲突，奥尼尔在《Esquire》上和福克斯新闻台的节目里都说，是自己开了那致命的一枪。经过了安全审查的公共事务官员告诉记者，在寻找本·拉登的过程里，电影《猎杀本·拉登》里出现的逼真拷问场面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另外，这个故事还想让我们去相信一件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奥巴马派了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去执行一场看似自杀的任务，在没有任何空中或者地面掩护的情况下侵入巴基斯坦领空、快速索降到一个院子里——而且如果本·拉登真的曾经身处其中，这一定是个有重兵守卫的院子。而且按照官方的说辞，所有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在没有任何巴基斯坦军方或者情报机构协助和担保之下进行的。

这有多大可能呢？阿伯塔巴德基本上就是一个驻军镇；本·拉登的大院非常显眼，楼高三层，周围有高 18 英尺（约 5.48米）的水泥墙环绕，墙顶配有带刺的铁丝——距离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仅仅两英里远。而且，当地警方在干吗？他们难道真的完全注意不到一架硕大的美国直升机突然降落在了附近？ 还有，为什么关于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的突袭，我们会知道这么多？

美国历史总是充斥着事后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故事。想想布什政府当年谎报萨达姆·侯赛因应该在军火库里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对东京湾里美国船只的想象性袭击。在猪湾事件里，政府夸大了他们派去古巴的士兵人数，寄希望于当地人能站起来加入他们。当行动失败的时候，政府就很快减少了人员数字，称这完全就不是一次入侵，只是一次给当地游击队输送物资的温和行动。更近的事件是，《Army》杂志报道称，美国国家橄榄球联赛的中卫帕特·提尔曼（Pat Tillman）死于敌军火力，而并没有承认他事实上是被自己所在部队的机关枪意外击中头部而死的。

这些虚假的故事只有在媒体的帮助之下才能到达公众视线里。记者们不仅仅在找寻事实，也在追求叙事性。好的叙事有着巨大的牵引力，能把所有歪曲的事实最终带回到它应在的方向。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记者告诉我们，一群伊拉克民众欢呼着推倒了位于巴格达天堂广场上的萨达姆·侯赛因塑像。绝口不提当时要推倒雕像的民众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得在美军起重机的帮助之下才能完成这件事情。记者们还将美国陆军二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塑造成了一个战争英雄，说她在伊拉克的一次埋伏里击退了攻击者，但事实上她的武器卡住了，她只是留在了自己的悍马里。 在《纽约时报》2003 年一篇讲到林奇故事的评论版文章里，鲍登自己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将我们知之甚少的事件编织成人们熟悉的画面的倾向——有时候和电影的叙事线挺像。”

关于本·拉登的死会不会再次成为另一个美国建构神话的案例？在这件事情上，鲍登和我们所有人有没有在叙事性的诱惑下，去编造一个符合我们利益的故事？还是说，这些问题都只是我们想多了？

“所有报道从第一天开始就让人厌恶，”赫什告诉我。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我们坐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那是一间隐匿在办公大楼里的两室套房，位于杜邦环岛旁边，赫什独自在这里办公。他的房门上没有名牌，接待室的墙上满是大大小小的记者奖。“我在这里很高兴，”他坐在凌乱的纸箱和摇摇欲坠的书堆里说。“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赫什告诉我，在突袭本·拉登的几天里，“我知道那里面会有个大故事。”接下来的四年时间，他都会断断续续地时不时去试着挖掘一下。最终他出版的书（也出现在今年五月的伦敦书展上）并不需要再花很大力气，就已经在官方的故事里戳出了好多漏洞。这是一本驳斥整个官方叙事的书，长达万言，消息来源主要是退休的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同时还有来自两名“特别行动指挥部长期顾问”的佐证。赫什自信满满地带着读者们走近了一个冷静的、与此前被人们熟知的情节不尽相同的故事版本，用一种“只是陈述事实”的语气，颠覆了毅力和耐心、周密的计划以及大胆的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和坏的）运气、风险管理，还有机会主义。

赫什今年 78 岁，当我告诉他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并不怎么乐意配合。（“对于你的请求，我有一大堆疑问，”这是他回我第一封邮件的开场白。）他希望我能继续跟进他的报道，而且还建议我可以从调查巴基斯坦的雷达系统开始，在他看来，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之高，应该不至于让两架美国直升机飞进这个国家的领空却不被察觉。（“那些呆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好像就是什么都干不好，”他带着讽刺的口吻写道，意思是，巴基斯坦人当然发现有两架军用飞机飞到了他们国家腹地的上空。）

赫什在 1970 年代曾为《纽约时报》工作过 7 年，他没想到报纸会真的允许我认真对待他的意见。“如果你这么做，”他写道，“你最好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都别让自己的太太去发动汽车。”但是在一段小小的激将的话过去之后，他勉强同意和我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在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他尽其所能地给我详细描述了他的报道经过。

赫什最为重要的断言是关于本·拉登在最初是怎么被发现的。他写道，并不是历时良久煞费苦心的情报收集让美国找到了中间人，然后最终找到了本·拉登。那个地址事实上是来自一个“预料之外的消息源”——美国承诺会奖励帮助他们找到本·拉登的人 2500 万美元，一名已经退休的巴基斯坦情报官员为此而来。也就是这个原因，本·拉登几乎不再处于“藏匿状态”；他位于阿伯塔巴德的基地事实上是一个避难所，由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维护。赫什写道，当美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核实这个消息时，他们终于承认事实如此，甚至还承诺提供 DNA 样本来证实这件事情。

然后，根据赫什的描述，这次大胆的突袭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大胆。巴基斯坦允许美国直升机进入他们的领空，还在海豹突击队到来之前清理了基地周围的安保力量。赫什的消息源告诉他，美国和巴基斯坦情报官员达成一致，表示奥巴马应该等一周过后再宣布本·拉登死于“针对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山区某处的无人机打击”。但是这位总统却被迫在事情发生之后立即公开，因为黑鹰直升机坠毁了，并且带来了后续的破坏——这是极少数赫什没有反驳的、官方版本故事中的事实——从而使得这次行动不太可能被继续保密下去。

如果这些说法还不算足够重要，赫什继续做出了一些更为大胆的陈述。例如他写道，本·拉登并没有获得那场得体的伊斯兰海葬，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将他的遗体扔出了直升飞机。他说，不仅仅是巴基斯坦在 2006 年就抓到了本·拉登，而且沙特阿拉伯还支付了他接下来几年的生活费，美国政府还告诉巴基斯坦去抓一个中央情报局曾经的无辜线人，让他当搜集本·拉登 DNA 样本的巴基斯坦军队少将的替罪羊。

然而所有事情中最令人为之震惊的是，这样一段错综复杂的叙事并非来自哪个地下室怪才，而是由美国最伟大的调查记者之一为我们剥茧抽丝。这个人曾经曝光过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对数百名越南人的屠杀（1969年），揭露过中央情报局一项监听反战异议人士的秘密计划（1974年），也详细讲述了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待滥刑（2004）。本·拉登的文章会是又一个赫什挖到的大独家吗？

“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鲍登对我说。“但鉴于和我说过话的所有人都来自政府的不同部门，因此对于一个在我看来如此精心策划、小心维护的谎言来说，情况进入了一种‘伪造登月’的境地。”其他记者对此则依旧一直不够坦率。“新闻里的真相不新鲜，新闻里的新鲜事不真，”CNN 的记者彼得·柏根（Peter Bergen）说。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卖得很好的书叫《追捕》（Manhunt），记叙了追捕和猎杀本·拉登的经过。而政府官员则是最不接受这篇报道的人。时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说，赫什的报道“全是不确切的消息和赤裸裸的谎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史蒂夫·沃伦（Steve Warren）说，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编的”。（原话是：“不准确的地方太多了，都懒得逐字去看它。”）政府官方的评价到此为止了，但一些批评赫什的人则拿出了被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机密文档，文档显示，中央情报局长久以来就在对阿伯塔巴德的这个院子进行监视，批评者们因此说，这个地方并不是简单地被误打误撞地发现的。

对于赫什来说，这类回应并不陌生。当时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劳伦斯·迪瑞塔（Lawrence Di Rita）说，赫什为《纽约客》写的许多篇关于监狱丑闻的文章中，有一篇“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可笑的记者渎职行为”（而对这些文章，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提出异议）。不过，在写本·拉登的文章发表之后，赫什在接受采访时有几次显得很激动。有一次在被一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盘问个没完时，他说：“我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我的文章！我不在乎！”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愤怒转化成了一种消遣的态度。在评论政府对此事的说法时，他常用的一个词是“装腔作势”（High-camp）。

在我们对话进行的过程中，我提醒赫什说，我不会对发生的事情做出确定的判断。我当时是不想重新去采访那些政府官员们，因为他们已经对其他记者描述过此事了。我把我的文章看作是一篇媒体报道、一次关于构造出来的说法最后是怎么成为被人接受的真相的案例研究。赫什在每二天给我的一封长长的电邮中说，在他看来，我这是在避重就轻。他说，我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我是在“把这件事变成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而没有想就谁的版本是对的这件事，得出一个我自己的结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抛出了一个更让人困扰的问题：要是两方的版本都不可信怎么办？

“当然了，你或者其他记者没有理由单单凭一些匿名消息源对我说过的话就做出什么判断，”赫什写道。“但在我看来，记者们也没有理由单单凭借白宫或者政府发言人公开或者私下说的话就做出判断，因为这些话都是在危机发生后一段时间之内，或者就是在危机发生期间说的。”

对于那些新闻行业内外的人来说，赫什的报道登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而不是他惯常发表文章的《纽约客》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说说的事，而且这其中的过程以前也从未被详细提及过。（编辑和记者可能不会像情报官员那样深藏不露，但他们也喜欢对自己具体操作的细节守口如瓶。）

在突袭发生后一周左右，赫什给《纽约客》的编辑大卫·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打了个电话。2009 年，赫什曾为《纽约客》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巴基斯坦的大型核武器兵工厂有可能落入其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手中。现在他告诉莱姆尼克说，他的两个消息来源（一个在巴基斯坦，另一个在华盛顿）正在告诉他一些别的事情：在关于追捕本·拉登的行动这件事上，政府撒了谎。

《纽约客》有一位特约撰稿人叫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当时他正在计划到巴基斯坦去接受另一个任务。《纽约客》上面出现两个人署名的文章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过，而且这次，杂志社决定这么做一次。它让费尔金斯和赫什搭档，并且叫费尔金斯报道巴基斯坦一侧——特别是要报道出巴基斯坦此前曾秘密地和美国有过合作这一点。而赫什则继续追踪来自华盛顿的消息。在到《纽约客》之前，费尔金斯曾经为《纽约时报》报道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在花了大约一周时间四处求证由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内部消息源提供的线索之后，费尔金斯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我甚至都没有得到什么愤怒的否认，”费尔金斯对我说。“尽是受人白眼。”费尔金斯说，具体形势更是和赫什所说的话自相矛盾，一直被美国人蒙在鼓里的巴基斯坦军方似乎感觉受到了侮辱。莱姆尼克叫他继续采访。他最后写了一篇关于一位被谋杀的巴基斯坦记者的文章，谋杀他的很可能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因为这位记者详细叙述了伊斯兰武装人员和巴基斯坦军方的联系。

与此同时，《纽约客》发表了施米德对于针对本·拉登的突袭的言论，不久之后，《纽约客》聘任施米德为特约撰稿人。（在一封邮件里施米德告诉我，他随后的报道只是在确认他最初的话。至于“一些巴基斯坦军方或者情报部门的人本来就知道本·拉登住在那所房子里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他在邮件中写道。）

赫什继续靠自己向前推进，劝说他的线人，以充实他自己那个版本的故事。三年后，他给《纽约客》发去了一篇草稿。在反复读了几遍之后，莱姆尼克告诉赫什说，他觉得赫什并没有做实这篇报道。他建议赫什继续他的报道，看最后能写成什么样。但赫什却把这篇文章投给了《伦敦书评》。

赫什从来就不是《纽约客》的正式员工，而是愿意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和杂志的渊源很深。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1971 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而且从那时起，已经为杂志写了几十万字的报道，其中最近的是一篇写他和家人去美莱村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比《伦敦书评》上那篇写本·拉登的文章早发表了几星期。（他的儿子约书亚现在在 Buzzfeed 当记者，以前在《纽约客》当了好多年的事实核查员。）莱姆尼克曾经负责发表过赫什几篇最具挑逗性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篇关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报道——而政府则希望这些报道永远都不登出来。

赫什这篇写本·拉登的文章之所以被莱姆尼克拒绝，是因为莱姆尼克觉得消息来源太单薄了，但这并不是赫什第一次被莱姆尼克拒稿。2013 年和 2014 年，他拒绝了两篇赫什的稿子，这两篇稿子说的都是在叙利亚境内的致命沙林毒气袭击，每篇都说毒气袭击的罪魁祸首并非人们以为的阿萨德政权，而是叙利亚叛军和土耳其政府。这两篇文章最后同样发表在了《伦敦书评》上。和写本·拉登的文章一样，每一篇都是在发表之后遭到了广泛质疑，批评者称，赫什这位曾经的传奇记者越来越喜欢挑衅、不愿意做严谨的报道了。（赫什依然觉得自己的那两篇报道是对的。）

如果赫什写本·拉登的报道发表在《纽约客》上，媒体界对这篇报道的态度肯定会不一样，因为《纽约客》的文章评审流程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但赫什坚称《伦敦书评》的评审流程就算不比《纽约客》更加严格，起码也同样彻底。他的编辑克里斯蒂安·洛伦岑（Christian Lorentzen）告诉我说，一共有三位事实核查员曾经核查过这篇写本·拉登的文章，而且他也直接和赫什文章的核心线人说过话——这其中就包括了文章中被称为“提供了消息的关键美国线人”、那位退休的美国情报官员。

就算《伦敦书评》的事实核查流程正如赫什和杂志社宣称的那样彻底，但我们还是得相信他在文中没有说出名字的线人们。我们该相信他们吗？赫什第一篇写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文章，是在一篇美国陆军内部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在其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内情中，许多都是来自中层官员、大使、中央情报局情报站负责人和四星上将，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只有他的编辑和事实核查员们才知道。承诺匿名是记者的一大核心工具，它改变过历史的进程（最著名的就是水门事件），并且在赫什杰出的记者生涯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也总是会让人对线人的动机产生怀疑，并且进一步怀疑他们的可信度。

从接手每篇报道的第一天开始，它就让赫什十分厌恶——他的这种本能让他获益匪浅。但以挖政府最不可见人的秘密为职业，也是天然有风险的。在有疑问的事件中，几乎从来看不到国家安全口记者的身影，而且他们通常也拿不到照片或者文件。他们最可靠的事实几乎全部是由（不具名的）人的话语组成的。记者绝对不能弄错事实，这是新闻界的基本信念，但忠实地再现人们说的话只是开始，记者还必须决定把哪些事实、哪些原话放进新闻里，以及如何用最佳的方式组合这些素材，让它成为一篇准确而清晰的文章：一篇新闻报道。在做出这些判断的过程中，就连最棒的记者都会忽略掉一些细枝末节，或者选择了错误的一个或多个事实来强调一些情况。正如《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跟我说的：“你不能希望一位调查记者的声誉在所有时候都是 100% 的正确，而是只要大部分正确就好、方向性的问题上正确就好。”

在文章里写有一位秘密线人引导着美国人发现了本·拉登住的地方，赫什可能是第一人，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唯一一个听过这个传言的人。科尔就是另一个听说过此事的人。一天下午，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办公室里，这位普利策奖获奖图书的作者告诉我说：“当我听到这事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人是情报部门的某位巴基斯坦长官，我手里甚至有一个名字，我在这个人身上花了 4 年的时间。”

从直觉来看，误打误撞的说法是有可能的。几乎每一次针对藏身巴基斯坦境内的高价值恐怖分子目标（比如第一个炸世贸中心的拉姆齐·尤素福[Ramzi Yousef]，又比如在 1993 年袭击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时杀死两名中央情报局雇员的米尔·艾马尔·坎斯[Mir Aimal Kansi]）的行动，都是由秘密线人带着美国人去的。“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那么地合拍、策划是那么地周密——中央情报局拼凑起了所有线索，折磨囚犯也奏效，然后他们发现了汽车、发现了信使，然后他们发现了那张车牌，随后一路跟踪找到了那所房子。”科尔说道。

但科尔从来没能确认这个“给钱买人头”的故事的真实性。他最接近真相的一次谈话，发生在他和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之间，这名官员此前曾经和据说是线人的人一起工作过。“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科尔回忆道。“他说：‘是啊，我认识他。我过去曾经和他一起非常近地工作过。’我说：‘我拿到的这份人物介绍准确吗？’他说：‘是啊，是准确的。’我说：‘有人跟我说，他拿了那 2500 万美元，而且现在还受到了证人保护。’他顿了一下然后说：‘嗯……他会做那种事。’”

一开始，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基斯坦高层官员并没有注意到本·拉登就在他们国家，一些美国官员甚至在突袭事件发生后还多次公开说过此事。巴基斯坦对此进行了秘密调查。2003 年，这一调查被泄露给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正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阿伯塔巴德委员会报告》（Abbottabad Commission Report）发现，没有证据显示巴基斯坦为本·拉登提供了庇护。相反，报告推断，这个全球头号通缉犯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国家自由行动长达九年之久，是因为军方和情报部门普遍的无能。

对于巴基斯坦与本·拉登串通、为其提供庇护这一问题最为详尽的一项调查，是 2014 年 3 月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选自纽时记者卡洛塔·高尔（Carlotta Gall）所写的一本书。高尔报道称，一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内部人员告诉她，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有一个特殊的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本·拉登相关事宜。“几乎每一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职员都会完全否认这个小组的存在——这就是绝密情报部门的运作方式——但是我被告知，军事部门高层领导人是知道这个小组的。”高尔写道。

更具争议性的是，赫什声称巴基斯坦事先就知道美国海豹突击队会发起突袭，巴方不仅允许了这一突袭的发生，甚至还为这一突袭行为提供了帮助。赫什所言明显背离了此前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时的标准说辞。从逻辑上来说，这要求我们接受两个观点，一，美国政府相信巴基斯坦能够帮助他们击毙本·拉登；二，报道中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在突袭发生后感受到屈辱一事，如果不是一种策略，就是美方和巴方之间某种更加深层隐秘的密谋的产物。有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赫什的这一说法呢？或者说，除了赫什不具名来源的消息以外，有没有什么信息是我们能够真正获得的？

突袭事件发生十一天后，一个未署名的故事出现在了专门刊登国外报道的美国网站《环球邮报》（GlobalPost）上。这篇故事的发稿地点是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故事的标题是：“突袭本·拉登：街坊邻里称巴基斯坦政府知道此事（Bin Laden Raid: Neighbors Say Pakistan Knew）。”五六个住在本·拉登住处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时有“不是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官员就是军方官员”的便衣治安保卫人员，在突击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就敲响了他们的房门，命令他们在再次得到通知之前关上灯，呆在房内不要出门。一些当地居民也告诉记者，他们接到指示，不能与媒体交谈，尤其是外国媒体。

我联系了《环球邮报》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巴尔波尼（Philip Balboni）。他告诉我，第一次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考虑过要积极宣传这篇文章。“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提供当时我们所没有的信息资源，而且那时和这个故事中所说的情况相反的信息铺天盖地，甚至我们都怀疑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否正确。”他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巴尔波尼帮我联系上了那篇文章的作者阿米尔·拉提夫（Aamir Latif）。拉提夫是一名 41 岁的巴基斯坦记者，他先前曾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驻外国通讯记者。他告诉我，他在本·拉登被杀的第二天去了阿伯塔巴德，在那儿做了几天的报道。我问他是否依然认为巴基斯坦方面对于这场突袭事件存在一定程度的了解。“不是了解，”他很快答道，“他们之间存在协调与合作。”

鉴于这一题材在巴基斯坦属于敏感题材，拉提夫没有在最初刊登的那篇报道中署名。他说，该地区的居民告诉他，他们听到过美国直升机的声音，巴基斯坦军方肯定也听到了：“整个国家（的居民）都醒过来了，只有巴基斯坦军方在沉睡？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高尔也写到过，当时本·拉登的邻居听到那座大楼传来爆炸声后联系了当地警方，但是军队司令官告诉警方不要插手，让军方来应对。海豹突击队共在那里呆了 40 分钟，可是巴基斯坦军方直到他们离开才到达现场。

高尔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猜测（她强调这只是她的猜测）是，美国警告过巴基斯坦针对本·拉登的军事行动会在稍后第 11 个小时展开。“我没有证据证明这点，但我越是考虑这种可能性，和巴基斯坦的朋友交谈得越多，我就越觉得卡亚尼和帕夏参与了这件事。”高尔提到了当时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什法克·帕维斯·卡亚尼将军（Gen. Ashfaq Parvez Kayani）和当时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舒亚·帕夏将军（Gen. Ahmed Shuja Pasha）。至于击毙本·拉登一事，她说：“在我的想象中，事情应该是这样的：美国监视、跟踪本·拉登，但从未告诉巴基斯坦，因为美方不相信巴方。不过我想，当决定接下来要进行突袭时，他们可能去找了卡亚尼和帕夏，对他们说：‘我们要进攻了，你们别胆大包天想射下我们的直升机或做些别的什么。’”（此处我应该要注解一下，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安全记者——包括纽时的记者在内——都同意高尔关于巴基斯坦高层官员可能密谋庇护本·拉登或帮助谋杀本·拉登的看法。）

根据高尔想象的情形，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突袭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选择：要么承认巴基斯坦冒着激怒死硬派的风险，与美国进行合作，背叛了本·拉登，支持美国在巴基斯坦国土上进行军事行动；要么就把这一切都推到无知愚昧和无能上去。

“巴基斯坦人常常会用‘我们能力不够’（这样的借口来掩盖事实），”高尔说道，“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国民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害怕这会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那么现在，关于本·拉登遭到突袭一事的官方说法反响到底如何？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官方说法介于真实与虚假两者之间。历史写作是一个过程，在官方说法被人们接受为是真实的、或者被人们驳斥为是虚假的之前，这个故事似乎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完全是虚假伪造的，整件事情都是，”关于这一事件政府给出的说法，一位在中东任职已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贝尔（Robert Baer）（他正是电影《辛瑞那》[Syriana]中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所扮演的角色的灵感来源）告诉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白宫冒那样的风险。难道总统会在某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说‘让我们在大选前拿我的总统之位去冒险’吗？那家伙太聪明了，他不会把 23 名海豹突击队成员置于一场好莱坞式刺杀行动的危险之中。他太聪明了。”然而，没有任何一位巴尔在中央情报局内外的老朋友对政府的说法提出质疑。

随着时间的流逝，赫什的言论中有许多都得到了确凿的证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无可非议地产生愤怒之情。巴基斯坦是我们在与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公认的盟友，是美国纳税人支援的数十亿美金的受益者，但这个国家却可能庇护了我们最大的敌人——促使我们侵入阿富汗的那场事件的始作俑者。而那场在本·拉登住处发生的无畏的突袭事件，那场我们在与恐怖分子的战争中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可能差不多就是一场“瓮中捉鳖”（赫什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可能欺骗了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会因为这一揭露出来的真相而感到震惊吗？毕竟，这件事几乎没有显出国家机密和欺骗的痕迹——它不同于最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偷偷摸摸地进行的窃听项目，和中央情报局暗地里的“秘密黑狱”。“白宫负责公众事务的人员不是历史学家，他们不是学者，他们甚至也不是记者。”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政府机密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Secrecy）负责人史蒂文·阿弗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告诉我，“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的工作不是说出全部事实真相，也不是只说事实真相。而且，就算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做到。”

赫什的说法并不是要我们相信可能有一个遍及全政府的阴谋存在。一群只是切实做好自己工作的人，也有可能在没有商量协作的情况下创造神话。当然，当有足够多的人在掩盖事实真相时，最后结果看上去就会充满阴谋的味道。赫什要指出的是一点：成千上万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可能都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为，但只有爱德华·斯诺登一个人站了出来。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看待这一事件：事情越敏感，政府就越有可能告诉我们虚假的谎言。想想看我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吧——在突袭事件发生后，奥巴马显然挂虑过这点。向全国发表演讲时，奥巴马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多年以来，我都一直在反复说明，如果我们知道本·拉登在哪儿，我们就会在巴基斯坦国内采取行动。那也正是我们所做的。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应当注意到，正是我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反恐怖主义合作，帮助我们找到了本·拉登以及他藏身的院子。”

奥巴马在声明中所说的言辞和政府部门随后的否认，两者之间肯定有一方不是真的。但不论是哪一方说的是假话，我们都很难想象，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对奥巴马来说比——或者说本该比——维系美国和这个易变的盟友的关系更加重要。

我们没有理由期待政府告诉我们击毙本·拉登一事的全部真相。如果有某个提供秘密消息的人士带领美国找到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住处，那么政府就永远没法说出真相——不然的话此人的生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而且这也会让中央情报局未来几乎无法收集到情报。如果巴基斯坦不希望我们承认它在突袭事件里与我们有合作，我们就不会这样做，以防引起高尔提到过的激进反对。赫什自己在《纽约客》中写过，巴基斯坦军方内部的极端分子很有可能会发动政变，控制军方储藏的大量核武器。

记者喜欢把他们自己看作经验主义者，但新闻工作其实是一种人文科学。缺乏文件材料这一国家安全新闻报道努力想要取得的东西，记者就只能依靠他们的线人和他们的演绎推理。但是，当不同的消息来源给出的说法不同、演绎推理只能得出好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时，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们如何梳理消除拉提夫在阿伯塔巴德所作的报道、以及贝尔对鲍登还有其他许多人所听到的官方说法的质疑之间的矛盾之处，让这两种说法达成一致呢？

“身为这世上的一名记者，”鲍登告诉我，“你得始终考虑到你被欺骗的可能性，你只能抱有善意的期待。”

对于突袭本·拉登事件，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比我们原本应该知道的要多了。前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在他 2014 年的回忆录《责任》（Duty）中写道，每个在突袭事件发生的那一晚聚集在白宫战情室的人都同意“对细节保持沉默”。“那项承诺持续了大约五小时，”他直指着白宫和中央情报局补充道，“他们就是迫不及待要吹牛自夸，要去邀功。”

问题在于，分辨这些自夸的言论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成为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回想一下《猎杀本·拉登》吧！故事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部总票房 1.3 亿美元的电影诉说的正是本·拉登被杀事件最主流的一种说法。在大量的采访中，这部电影的制作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政府和军方的消息来源：片头字幕宣称，电影是基于“真实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拍摄的。而且，一项通过《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ply）争取让文件材料公之于众的努力也充分证明，中央情报局相当渴望与这些电影制作人合作，他们安排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会见了大量被认为参与了猎杀本·拉登事件的分析人员和官员。导演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形容这一电影是“对历史的粗略剪辑”。

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故事，棒到我们无需把它改编成小说——它本身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始于一系列中央情报局主导的折磨审讯——电影暗示，正是这一系列折磨审讯为猎杀本·拉登之行提供了关键的突破口。但是中央情报局并没有这么做——至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其他有权将信息列为机密文件的个人和组织）发起的一项长达数年的报告是这么说的。负责监督审查这一报告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参议员（Senator Dianne Feinstein）说，她在这部电影正在播映的时候离场了。“我没法看下去了，”她说，“因为它太假了。”电影制片人的初衷可能是想述说一个微妙的故事——一个关于我们是如何找到本·拉登的这一丑恶事实的故事——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似乎是让一个谎言永远流传了下来。

本·拉登之死的事实并非不可知，只是我们对这一事实并不知情。而且，我们未必能够用“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更多答案”这一希望来安慰我们自己。至今为止，中央情报局关于猪湾事件官方文件的最后一卷仍然属于机密文件。我们不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过什么——对于此事，我们知道的比 2011 年的突袭本·拉登事件还要少得多。

控制一个故事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使用老派的方法：将那些你不想被人看见的文件资料列为机密文件，就像盖茨所说的，“对细节保持沉默”。不过，你也可以使用更加现代、利用社交媒体的狡猾方法：说一个你希望人们相信的故事。沉默是保守秘密的一种方式，说话则是另一种。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喜欢政府在保密一事上没有漏洞百出这种想法，”我们在一起的这漫长的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赫什告诉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们保守的秘密比你所能想象到的更多。就我所知，现在就有某件事情正在发生——有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会在能够写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现在就有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东发生着。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当然有事情在发生。当然有事情在发生。”

翻译   is译社 葛仲君 刘昉 钱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