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 1997 已经 17 年了，香港人越来越不开心。

2014 这一年，中环被占。“香港人的政治前途应该由香港人自主决定。”“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说。

60 多万香港人参加“七一游行”，这是近几年香港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游行，代表香港公知的梁文道走上街头高呼“自主”、“普选”。

在铜锣湾，200 多个香港人举行“爱国爱党大游行”，示威者打扮成“红卫兵”，用极富讽刺的手法表达反对内地“自由行”。

与此同时，一道香港政府计划收紧“自由行”的传言让香港股市一天之内蒸发了 100 亿港元。

“我是香港人，你是内地人。”

香港人的这种本土意识从两地之间骂战后变得越来越强烈。先是 2012 年香港人在网上和北大教授孔庆东为“蝗虫歌”而对骂；然后是 2013 年香港城市大学的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为了是否应该用粤语授课而对骂；再到 2014 年 5 月，两岁内地小男孩在旺角大便的事件让内地和香港在社交媒体上针锋相对。

其实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就连在上海生活的香港人也不能置身于矛盾之外。

彭伟聪也终于对这种排斥有了切身的感受。2014 年 6 月，他和太太回香港举办婚礼。婚礼在上环的一家西餐厅举行，只请了 55 名他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从事广告行业的彭伟聪已经前往上海工作了 4 年，但即使平时很少回香港，他仍然活跃在 Facebook 上，保持着和旧朋友们之间的联系。只不过，这一次回到家乡，彭伟聪却明显感到朋友们对他客气了，迎宾环节的开头甚至夹杂着一丝尴尬和冷场，因为，他的太太是内地人。

除了来来回回地称赞彭伟聪的太太漂亮，朋友们找不到更多能和新娘交流的话题。因为地域而预设的标签，让朋友们对新娘应该展示多大程度上的友好有了犹豫。为了缓和气氛，彭伟聪不得不在每场介绍开始后的第二、三句补充说明——“我太太在香港读的研究生，也算是半个香港人，她和一般的内地人不一样啦。”这段“特别说明”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至少朋友们和新娘之间的隔阂不再那么明显。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好比有时候一个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结婚，有的会介绍自己老婆是上海名校毕业的一样。这里面或许有一些荒谬，并非人尽如此。

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排斥已经相当激烈。IT 记者庄俊贤参加了今年的“七一游行”，大约游行了一个小时，从铜锣湾加入，四点多从湾仔离开。他对内地非常不客气，自 2010 年开通微博之后，他对与内地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的厌恶之情都在上面表现得直白露骨。他以拥有一本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为荣，对于他来说，这是区分老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标志—1997 年以前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种护照，此后都只能申请特区护照。每个月，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他还要做 3 份兼职。

“为什么这么拼？我想移民，离开现在的香港”。

17 年前，因为对回归后的前景不乐观，也曾有大批香港人选择离开。

17 年后，和庄俊贤一样心态的人又多了起来。

在不少香港人看来，2003 年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内地自由行政策全面放开。

38.8 万，这是今年五一长假内地游客赴香港旅游的人次。尽管这个数字仍然算不上少，但却是香港开放自由行的 11 年来，内地赴港旅游人次首次下滑。对于香港零售业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根据香港政府统计署资料，今年 5 月香港零售总销货金额同比下跌4.1%，已经连续下跌 4 个月。

香港人还顾不上这些。随着到香港旅游、工作、生子、做生意的内地人越来越多。这 11 年来香港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和内地突然增加的交往，使得香港从政治到民生都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迁。

香港人急需通过找回自我的身份认同，来缓解变迁所带给自己的冲击。

“2003 年之后，中港经济确实出现了很大商机，但对香港社会文化的冲击更大。对于民众来说，香港越来越陌生，于是大家开始担心，自由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背后，我们是不是要付出太多的代价，我们镇守的核心价值观会不会消失。因此造成香港本土意识开始抬头。”

这段话出自香港天窗出版社出版人曾玉英之口。每年她所在的出版社大约都要出版 1/3 与香港本土相关的书籍，另外 1/3有 关养生健康，1/3 是财经类书籍，在天窗一年出版的 50 多本书里面，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过。

但从 2012 年开始，有关香港本土意识相关的书籍比例每年都在提升。曾玉英说她们并没有刻意要做本土，但只要是香港人关心的都会去做。

《再见香港》、《香港玩完》、《爸爸妈妈上战场》、《香港城邦论Ⅱ－光复本土》都是今年的新书，曾玉英说这些书都是在告诉香港人，香港有很美好的一面，我们不捍卫就会消失。

这些书大多都沉重、悲观、令人感到沮丧。其中插画书《再见香港》被天窗出版社摆放在了摊位最显眼的位置。这本书的作者叫 Angryangry——你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作者的不快（Angry 意思为生气），书里呈现了一个正在或已经消失的香港，比如 Angryangry 长大的地方观塘裕民坊，有过卖豆腐花的小贩和 46 年历史的银都戏院，但这处地方于 2009 年已经被列入政府的重建计划里了；再比如曾经是烟花之地的湾仔，一如 1960 年的电影《苏丝黄的世界》所描绘的那样，这里一度是美国水兵最爱流连的地方，但都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林日曦在 2013 年创办的《100 毛》本来是想带给香港人轻松、笑的杂志。如此说来，这应该是诞生在社会不开心、撕裂的时候，大家很需要快乐。除了香港人，没人能看懂《100 毛》。因为它用广东话写作，所写的议题都是为香港人而做。广州人也许能读懂文字，但并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本杂志现在成了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对立面。“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是编辑和读者造成的，可见香港和内地的撕裂抵达了顶峰。”林日曦也承认《100 毛》的文字对内地人有点刻薄，如果让他自己来写，未必会那么刻薄。

可他已经失去了对《100 毛》的控制，即使他给了下面的 12 名编辑一个方向，认为文字的矛头应该指向当权者，但是这群大多出生在 90 年代的编辑们还是把仇恨放在了整个中国和内地人，变成了一种宣泄，一种幽默的宣泄。

林日曦觉得香港人讨厌内地人，其实并不是真的都那么讨厌内地人，而是对中央政府的情绪被投射到了内地人身上。

香港人不开心。因为他们害怕香港沦为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不是特别行政区。这不全然是因为担心经济地位的衰落，而是香港人认为特别行政区意味着，香港还能保留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法治制度、廉洁高效的行政系统，以及尊重商业的精神。

在经过 55 年甚至实际上更久的政治和经济隔离之后，香港人认为自己已经和内地人很不一样，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然而在 11 年内两地之间爆发的种种社会、政治矛盾开始让香港人相信，和内地的融合已经使香港丢失这些精神和价值观。

王维基被看作香港核心价值观流失的其中一名典型受害者。2013 年 10 月，香港商人王维基所开设的香港电视在等待了 3 年之后，最终无法获得香港政府新颁发的免费电视牌照。一大批香港人对此感到愤怒，甚至组织起来前往立法会抗议，他们认为如果香港有一个民选的政府，那么按照公正的程序，在筹备电视台上投入了最多时间和金钱的王维基理应入选。

在从未停止过的对于香港如何保持自我的所有争论里，陈云的观点最尖锐。2012 年，他的《香港城邦论》出版，探讨了香港脱离内地，以一个城邦的形式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这本书至今已经印了 4 版，共售出超过 1 万本，在香港，这是一个畅销书的数字。但这本书也为他招致风雨，有人视他为拥有大胆政治构思的先锋，也有人视他“港独分子”。但他没打算停下来，2014 年他的《香港城邦论Ⅱ－光复本土》接着出版，而且还将会有第三本，探讨澳门、台湾、香港和中国的关系，是否可以以邦联的方式去组合。

然而，不管承认与否，内地和香港的融合就像出膛的子弹，已经无法回头。

“我能感到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这种融合让我感到害怕。”庄俊贤说，因为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中央政府说香港 50 年不变，那是香港不变内地变，香港做一个榜样，但现在香港却正在被内地带“坏”，香港人本能地抵抗着。他能举很多例子，其中之一是，2014 年 5 月，摩根大通投行部中国区 CEO 方方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他所发起的“子女计划”涉及到为内地高官子女在香港的投行某职位以交换项目的行为。

2014 年以来，政改，公投这些话题占据了香港社会话题的大部分空间。最让林日曦意外的是政改竟然在最后获得大众关注。“我说竟然，是因为这件事其实宣传了很久，香港市民的反应一直很冷淡，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扭转了整件事的走向。”

有关香港 2017 年如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持有不同意见。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方案，许多香港人认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和他们想要的民主社会背道而驰。今年 6 月 10 日，中央政府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及香港的司法体系要维护国家和平统一。但 6 月 11 日便迅速引致了香港大律师工会的抗议，发表 4 页声明反驳白皮书的说法是如何跟香港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悖的。

白皮书在香港的更大范围内引爆了不满的情绪，在发布后紧跟而来的“七一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天，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从湾仔一直游行至中环，人数超过 60 万，是回归以来之最。而这场七一游行就像香港人各种情绪的集中爆发，喊什么口号的都有，有要求“真普选”的，有反对“占领中环”的，还有反对“自由行”的。

支持“占领中环”的大多是香港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希望看到社会的变化，以提供给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拥有房产的中产家庭则是“占领中环”的反对者，他们害怕经济的动荡会让房价暴跌，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彭伟聪悲观地感到，香港正从一个外向的城市变成一个内向的城市。1841 年就开埠的香港从来不怕和外国人接触，不担心迁徙，香港人有自信，但现在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上海，彭伟聪能感到年轻人总是是很渴望知道其他人的世界正发生着什么，但香港好像把什么都挡在了外面。

也有人觉得香港年轻人愤怒的情绪是不是因为职业机会变少，林日曦觉得不是。相反，2003 年后香港经济表现都很好，失业率长年维持在 3% 左右的低水平。而香港年轻人的父母大多经济基础良好，他一些 90 后员工甚至连房子都有了。

他们害怕的是对未来再也幻想不了，找不到自己了。一些无关经济的软指标让他们恐惧——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已从 2002 年的第 18 名下降至 2014 年的第 61 名。

对于彭伟聪而言，香港对他已经失去吸引力了。2003 年的七一游行前，他正在日本名古屋旅行，当时香港正在面临修改“基本法第 23 条”，香港的言论自由被威胁，为了赶上当年的游行，彭伟聪中止了旅行。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 11 年前的七一当天下午 1 点多到机场，3 点多到中环，5 点开始游行。

但是，香港今年七一游行，彭伟聪没有回去，他觉得诉求很模糊，不知道自己该支持谁，好像大家见到什么都会骂。林日曦同样没参加，那天他看着游行人群混乱的诉求，感觉香港社会的内部撕裂也已经达到了顶峰。

一年前，TVB 播放了一部描写香港人奋斗历史的电视剧《巨轮》，主题曲《风雨巨轮》的词作者即是林日曦。他对香港愿望在歌词里写得很清楚了：

就算在昨天高高低低每一篇　

你我原来怎么蜕变

总可跃进动荡时局里　紧守这片天

这巨轮　又再一天一天转

我们未可回归到美丽从前　

亦有新经典上演

就算在某天风急花飞再一篇　

你我仍然甘于应战

走得过最绝望危难了　哪会怕考验

时代变　又一间消失小店

我们可否约定于明年　

维持乐观笑脸一张　又再见

当王维基没有获得免费电视台牌照时，他的《100 毛》做了一个专题来支持他。2014 年的七一游行，他同样以文字传播者的心态在支持这件事。同样角色的曾玉英认为香港人不应该在中港矛盾上流于谩骂和讽刺，很多文化上的东西可以帮助香港人找回自己。

林日曦最大的担忧是香港人不会笑了。香港人现在看《100 毛》，就算发笑也不是开心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