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 4 年半，叙利亚内战对于大多数观众已经是新闻时段的背景声。但 3 岁叙利亚孩子 Aylan Kurdi 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画面让战争的残酷不再抽象，20 万人死亡和 400 万人背井离乡（暂时）由统计数字变成了观众可以想象的悲剧。

不过这 4 年半的战争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数百万人为什么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这个国家以及周边邻国的收容区域？他们在这漫长迁移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

我们选取时报的一系列文章，在未来 8 天时间回答这些问题。今天的一组文章谈的是 Kurdi 的照片震动世界之后，欧洲各国面对难民危机的努力以及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实际压力。

数万名移民和难民，大多数从动荡不安的中东和阿富汗逃离，正从巴尔干半岛向匈牙利奋进。从那里，许多人开始了一段前往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绝望之旅。时报的一组记者持续记录了他们的旅程。

塞尔维亚边境上的一场赌博

难民从塞尔维亚的 Presevo 出发

“带着没盖章的文件走可以吗？”24 岁的艾哈迈德·哈密德（Ahmed Hamed）问道，他是来自叙利亚拉塔基亚的难民。在今夜的塞尔维亚边境城市普雷舍沃，许多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

在这个由塞尔维亚难民和移民食品装备中心（Serbian Commissariat for Refugees and Migration）运营的难民处理中心，有一个标语写着这里是一个“一站式处理中心”。

然而对于许多难民来说，这似乎和事实差得很远。

他们说，拿到他们的过境文件需要至少跑两个地方，首先要填写一个预申请表，这张手写的材料上面要有申请者的名字，但上面不会有官方的印章，而在巴尔干国家，印章是证明真实性非常重要的标志。

难民们说，有人让他们过后再来拿盖好章的版本，而这意味着他们要再排一次队。

可是队伍很长，一些申请者不得不等上好几天。许多人感觉这就像是在参加一次赛跑，要赶在匈牙利封锁边境前到达那里。他们不想把宝贵的时间花在等待上。

有人听到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包括至少一位来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都叫难民们只带着预申请文件，登上开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大巴。

“你们不会被拦下来的，”联合国的这位官员说。

然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这个建议就像是去进行一场赌博。是该冒着遇到麻烦的风险出发，还是该留下来、然后去不成匈牙利？他们不知道该选哪条路。

 去往贝尔格莱德路上的骗子和慈善家

难民和寻找避难所的人聚集而成的路线穿越了巴尔干半岛，在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他们吸引来的骗子和慈善家、小贩和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去帮助难民们的，还有人则把难民当成了猎物。但到了最后，即便是骗子们也开始发展壮大，甚至被容忍，因为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纳塞尔·阿里菲（Naser Arifi）把自己看作是自由职业慈善家。我是在普雷舍沃遇到阿里菲的，这里是难民潮进入塞尔维亚的第一站，他们是从希腊群岛一路走到希腊北部、再穿越马其顿共和国而来的。当时阿里菲正和两个非洲人坐在一堵混凝土墙上，拿早餐三明治招待难民。

46 岁的阿里菲身材精瘦，穿着一件白色正装衬衫，袖子卷了起来，蓝色的牛仔裤也被卷到了膝盖下面，脚穿橡胶凉鞋。他住在普雷舍沃以外的一个村庄雷因斯。他是个典型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个典型的穆斯林，但他说：“我接受所有宗教，它们是我的哥们儿。”

他的非洲朋友中，一位是 41 岁的艾曼努尔·比特约卡·尼约姆（Emmanuel Bitjoka Njom），他自称是喀麦隆的一位建筑工程师；另一位是 44 岁的马里人马利克·希索科（Malick Sissoko）。尼约姆说，他是从博科圣地逃出来的，还说如果他被迫说出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他的脑袋就会开始疼。

希索科戴着一顶小帽子，右颊上有三道竖着的长疤。当我问到这些伤疤时，他告诉我，它们是部落里代表忠诚的标记。他说，他此前曾在马里开了一家药店，但“黑帮”抢走了所有东西，并杀死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抛下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一个人逃了出来。

这两个在路上遇到的人现在成了朋友。

尼约姆讲的是法语，他描述了自己花了 6 个小时、坐着充气橡皮艇从土耳其城市博德鲁姆出发到达希腊科斯岛的经历。出发后不久，他们艇上的马达就坏了，乘客们轮流划船、横渡了爱琴海。

他说，为了避免小艇倾覆，他们被迫把他们装着所有东西（包括所有钱）的背包扔到了海里。

朋友帮助他们继续前行，一路到了雅典，但他们却衣食无着地到达了普雷舍沃。他说他们也曾沮丧过，但“既然到了这儿，既然做了决定，那就不得不继续”。

阿里菲能讲流利的法语，因为他说，他曾经在瑞士洛桑当过厨房助理。他看到那两个非洲人在这个边境城市里到处走，像是迷路了，于是就请他们到他家过夜。他们在阿里菲的孩子们用过的床上舒服地睡了一觉。“这位先生当时提议说，他会帮助我们的吃住，”尼约姆回忆道。

他说他们就住了一晚上，因为他们没有钱，也一直没能拿到正规的文件。正规文件上会有印章和手印，可以让他们自信地上路。

所以今天早上，他们一起坐在墙上吃早餐。对于一个像我一样警惕的纽约客，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儿不大对头，因为拥有街头智慧的纽约客一般不会认为自己可以免费得到什么东西。

我问尼约姆，他怎么就能确定阿里菲不是罪犯呢？

“如果他是罪犯，我倒会喜欢他这样的罪犯，”尼约姆说。

阿里菲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问答，他看起来被逗乐了，还很高兴。他微笑了一下。

他说，他帮助这两个人有他的原因。“我是为上帝做这些事的，”他说。

几个小时之后，暮色降临了。我又碰到了那两个非洲人，他们还在等着拿他们的文件。这一次，他们坐在了普雷舍沃破败的小店 Kafic Popaj 里喝啤酒，店里挂着大力水手的装饰画。酒是阿里菲请的。

“你相信上帝吗？”两个人中更健谈一些的尼约姆问。“你应该信。”

然后他解释了原因。

他说，一个尼日利亚人此前也曾看到他们在普雷舍沃的街头无人照顾，并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当尼约姆解释说他们没钱之后，那个尼日利亚人给了他们 50 欧元。这些钱刚够买两张去贝尔格莱德的午夜大巴票——那里是难民流亡之路的下一站。

中东难民中的塞尔维亚醉鬼

贝尔格莱德是难民向匈牙利迁移路上的一个聚集地

伊万·托维奇（Ivan Tovic）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他正在唱歌、大笑、和孩子们玩儿。他所在的难民营靠近贝尔格莱德中央公交站，是在一个公园里划出来的一块地上建的，在其中无尽的枯燥生活里，他有着一种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情绪。但还是有一个问题：伊万已经喝了至少 6 罐 Staropramen 啤酒，而此时才到上午 9 点半。

另一个问题是：聚集在这里的塞尔维亚难民中占主流的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并且会反对饮酒的人。

但托维奇在这里却被容忍了，也许甚至还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带着似乎是真诚的尊重，他向一对年长的阿富汗夫妻弯腰致意，甚至还亲吻了妇人那只被太阳晒得失去了光彩的手。他还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了一个瘦高的塞尔维亚男孩儿，以便让他能绕着公园骑一圈。

“看呐，我是个醉鬼，但我之所以喝酒，是因为我为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难过，”他带着少见的悲伤说道。然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欢迎表情，送给了在他旁边玩耍的 5 岁小男孩儿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母亲亚斯明抓住这个机会休息了一会儿。但当有人告诉她伊万喝醉了的时候，她突然变得警觉起来。

“真的吗？也许我们该走了，”她一边说，一边在公园里找着另一块地方。

但她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而托维奇和穆罕默德还在一起玩耍。 

建立“我们”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一年半前，内纳德·波波维奇（Nenad Popovic）回到塞尔维亚帮助处理洪水问题，并留了下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灾并没有停止。一开始的洪灾是水，现在是人。

波波维奇全家大约 1991 年从塞尔维亚移居到伦敦，那时前南斯拉夫内战刚刚开始，不过他说他的家人离开并非因为战争，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

今年 28 岁的波波维奇是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难民援助中心（Refugee Aid Serbia）的一名志愿者。这个援助中心四个月前开始运行，位于一个破败的仓库四周；现在，这里正吸引着许多时尚和具有创意的人到来。

在这里，许多无政府组织正从一个个有着波纹状金属屋顶的木棚里往外发放着食品、饮料、玩具和衣物。援助中心的一边是一个装了聚光灯的舞台——证明这个地方还有作为文化中心的其他用途。

这里距离难民聚居的公交车站和公园只有很短的距离。难民们住在帐篷里，在公共喷泉那洗手、洗脸和洗衣服。

这里的主要机构之一是 Sacuvajmo Bebe，或者叫“救救婴儿”，它们为危险的长途旅行中的婴儿提供医疗、配方食品、尿片等东西。

波波维奇就站在这样一个棚屋的柜台后面，向很久没吃到糖的孩子们分发糖果，向饥渴的大人们分发含有维他命的水。去年 11 月，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回馈塞尔维亚”（ GivingBack Serbia）的机构，这里是他的试验场。

波波维奇的志愿行动始于 2014 年 5 月，当时汹涌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袭击了中欧和东南欧，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根据联合国的消息，洪水源于巴尔干半岛百年一遇的暴雨。

据波波维奇回忆，洪水的水位升得很高。“从篮球网的高度看过去，你只能看到篮圈，”他说，“洪水到了二楼，有的地方到了三楼。”

波波维奇那时还在英国做市场咨询师，不过他随后回到塞尔维亚，看能不能帮上忙，并发现救援工作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没有再回伦敦。

他帮助来自非洲、中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涌入的人流，而他的动机看起来非常个人化。

究其原因，他并没有追溯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而是追溯到了他在伦敦一个多元文化街区圣约翰伍德（St. John’s Wood）长大的经历。“我喜欢帮助人，”他说，“我成长于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街区。我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朋友。”

他说，2015 年 7 月 7 日伦敦公交系统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这次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投放的炸弹，共造成了几十名平民死亡和数百名平民受伤。

“我看到人们需要帮助，我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想？”他说，“我肯定希望有人来帮我。至少是一瓶水和一些薯片。”

波波维奇说，他对涌入欧洲的人流并不感到害怕。

但是他看到伦敦袭击案使一些人的心变硬了。他说这是他想与之抗争的部分东西——这种存在于人们脑海中“我们”和“他们”之间无形却有害的障碍。连续数日与周围难民的接触使他认识到，他们和他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

“我们的仇外心理起了作用，”波波维奇说，“人们看了太多的好莱坞电影。他们认为那些人都是恐怖主义者。但是我遇到的人中有老师、有医生，还有律师。”

花了 5 个小时寻找酒店

如果有什么可以和难民的经历相比较的话，可能就是二战中逃离轴心国的经历了。好莱坞在这方面非常有先见之明。还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和过境证件吗？今天的塞尔维亚，就像电影里面的卡萨布兰卡，这些过境文件是让你脱离险境的宝贵东西。

许多从马其顿来的难民并没有有效证件。他们只有一张手写的预申请表，但这并非那种让他们可以 72 小时合法过境的盖章文件。

没有盖章的文件，即便是那些住得起旅馆的难民通常也没那么走运了。他们必须睡在公园里。

周五，天刚蒙蒙亮，一辆载有艾哈迈德·马吉德（Ahmad Majid）和他的家人的公共汽车从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边境来到了贝尔格莱德，这是长长的夜间车队中的一辆。马吉德将家人安置在长椅上，然后开始寻找旅馆。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住的地方。

他们都有盖章文件，除了四个人没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

他走到公交车站停车场，向其他难民临时借来盖章文件登记住宿，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无法为孩子弄到盖章的文件。

最后，他额外给了旅馆前台几欧元，于是她放他们进去了。引用另外一个纳粹时期的故事《歌厅》（Cabaret）里的话来说，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塞尔维亚的难民发明了智能手机的临时充电场所

对于那些想穿越欧洲的难民来说，最简陋的智能手机也变成了多用途的、瑞士军刀般的导航工具。

难民们普遍使用的一款手机应用是 WhatsApp，这是一种只需上网即可收发短信的应用软件。难民们利用 WhatsApp 和蛇头讨价还价，或者咨询那些走在前头的亲戚和朋友，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穿越边境。

一些高级的用户会安装像谷歌地图（Google Maps）或者 maps.me（一款不需有效的数据连接即可提供离线地图的应用）这样的应用。

有了手机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难民们的欧洲之旅便有了实时的指南——只要他们的电池够用。

为了使智能手机保持运作，难民们被迫将最不可能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充电场所，例如从食品卡车、电话亭，甚至从一盏损坏的交通灯伸出的弯弯曲曲的电线里取电。

然后他们仿佛冥想一般，静静地围成一圈，中间是插满了七八个充电器的移动式插座。“你有充电器吗？有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地方。”费拉斯·奥斯曼（Feras Osman）说，他正蹲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个公园角落里的一家餐馆的后门口。

“这里的这个家伙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发电机充电，”他解释道，同时指了指一长串连在一起的延长线。

那些在店里充电的人需要下单购买食物吗？“当然了，你觉得呢？”奥斯曼开玩笑地说，“不吃东西，就不给充电。”

前往匈牙利的难民选出了一位领导者

加莉亚（Galia）是一名健谈的年轻妇女，她的印花头巾上面戴着棒球帽，耳朵上戴着镶有绿宝石的金耳环，她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追随艾哈迈德·马吉德。他们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Izmir）遇到了他，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一起，并乘坐小船来到了希腊的莱斯博斯岛（Lesbos）。

她说，他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对孩子们很好，对大人则很有手腕。

“他是一个好人，”加莉亚说；由于害怕当局的追踪，她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当你看着他的眼睛时，你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能从心里感觉到。”

加莉亚听说过各种各样有关跨域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的故事。她听说犯罪分子在边境徘徊，伺机绑架小孩，将他们的尸体肢解并贩卖他们的器官。

她说，她曾在路上买了一把小刀，作为防身用，但是被塞尔维亚的边境巡逻人员没收了。

她说，需要的时候，她会将剃刀上的刀片取出来，以作防身之用。

塞尔维亚的公交车司机与难民们做了一笔交易

Kanjiza 是难民从塞尔维亚通向匈牙利的最后一站

周日下午 3 点刚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往匈牙利边境的公交车队就出发了，车上满载着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每张车票的价格为 1960 塞尔维亚第纳尔（约合 18 美元），儿童票则为 1060 第纳尔。

马吉德的家人乘坐的则是第 35 辆巴士。他们一共 30 人。他们中的领袖艾哈迈德·马吉德解释说，他们在人数上有优势。他们已经听说匈牙利那边有歹徒出没。另外，人这么多，需要的时候，用现金行贿也会方便些。

司机是一个头发灰白卷曲且脸庞棱角分明的家伙，他一路都在吸烟，并避免经过收费站，而是选择在两车道的乡间道路上飞奔，穿过一个个塞尔维亚乡村，每个乡村都有一座标志性的教堂（教堂的墙壁粉刷着灰泥，斜斜的屋顶覆盖着赤陶），以及种着向日葵和玉米的田野。

在走了三个小时、经过两次简短的路边休息之后，司机出乎意料地开出了一个条件：每人 5 欧元（约合 5.6 美元），他将把难民们拉到几公里以外的霍尔果斯（Horgos），他们计划在那里非法越界，进入匈牙利。他还不收第纳尔。

难民们的眼睛一亮。大约一半的难民同意了。他们在卡尼扎（Kanjiza）停了下来，司机招徕了其他人，以填满整辆车，除了车票之外，司机获得了 250 欧元的额外利润。

在被问到他是会将这笔钱占为己有，还是会上交给公交公司时，他只是笑了笑，以“你懂的”表情拍了拍记者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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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is译社葛仲君 曾小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