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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 80 周年,它是如何成为了出版商中的一个“异类”,又将如何找到新的读者?| 好奇心商业史

朱凯麟 · ·

平民化的价格、独特的封面设计,企鹅挖掘了一个广阔的大众市场。

“ 艾伦·莱恩(企鹅图书创始人) 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他认为企鹅是一种短暂的、一次性的读物。”
发言者是英格兰威尔特郡的 Steve Hare,今年六十三岁。他的书房里,现在大约摆放着一万五千本企鹅出版的书籍,据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企鹅藏书的人。他同时还是企鹅收藏家协会的一名理事,该机构成立于四十多年前。

当回忆起最早认识企鹅的经历,Hare 提到了童年:总是把一本他最爱的 Puffin(海雀图书,企鹅旗下的童书品牌)摆在枕边以便时常翻看。长大以后,他读遍了企鹅经典系列,“当时,你唯一能买到、买得起的就是平装版的企鹅。而它们的封面设计又漂亮得如此一致,你忍不住想把它们整齐地放在一起。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书架上已经摆满了企鹅的书。”

Steve Hare 和他的书房

企鹅在全世界都不乏 Steve Hare 这样的拥趸,即便你不是它的粉丝,也很有可能对它这两年在上海书展上因周边产品热销而大出风头有所耳闻——人们冲着那只可爱的小企鹅而来。
几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出版商像企鹅这样拥有如此强烈、而又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这也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收益。
1935 年,艾伦·莱恩开创性地用平装本的形式,将书籍的价格降到只有 6 便士,当时刚好是 10 支香烟的价格,从而让图书不再只是欧洲富人才消费得起的东西,而它制作的精良程度又不会让人觉得廉价,同时其新颖独特的封面设计足够吸引人。
企鹅很快便打开了大众阅读市场。在之后 80 年的时间里,它都坚持了这些传统原则,并成为一个经典的英国文化品牌。
作为英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商,企鹅占有大概 28% 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市场,它和兰登书屋、哈珀科林斯( HarperCollins )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桦榭( Hachette )出版社、麦克米伦( Macmillan )出版社一起出版了这个国家 2/3 的图书。当然,这都是在 2013 年 7 月之前,之后企鹅与兰登书屋合并,从而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出版巨头——企鹅兰登出版社,规模比上述其他四家出版加在一起还要大。

在合并前的 2012 年,兰登书屋的营收为 21.42 欧元(约合 15.55 亿英镑,企鹅的营收约为 10.53 亿英镑。虽然并没有出现营收下滑的现象,但企鹅已经连续三年基本都维持在这一数字水平,兰登书屋的状况同样不乐观。

这次合并的主要目的被看做是应对传统出版社受到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亚马逊的压力。2011 年,亚马逊已经成为美国印刷书和电子书的双料销售冠军。在成为最大图书零售商的同时,它与出版商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激化。
企鹅兰登书屋公司 CEO 马库斯·多勒说,出版商最大的挑战依然是解决”可发现性“的难题,“我们的目标是在书店越来越少的环境下让我们的书被发现。”

今年是企鹅成立 80 周年,也是进入中国的第十年,它们首次在上海书展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展台。“我们希望可以直接面对读者,了解大家喜欢什么,并找到我们的读者。”企鹅兰登书屋北亚区的董事总经理周海伦告诉《好奇心日报》。

便宜但不廉价,企鹅最早发掘了一个广阔的大众阅读市场
1934 年的一天,艾伦·莱恩在拜访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归途中,由于在火车站找不到合适的阅读物,因此决定创立自己的出版社,做那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贩卖、低价同时质量相对较高的大众图书。
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想法。那时欧洲大部分图书基本是装帧精美、价格昂贵的精装书,每本至少要七、八个先令,只有上层社会的有钱人才敢踏足书店。而廉价读物又大都粗制滥造。
艾伦·莱恩要做的就是这个中间市场。他成立了企鹅出版社,并聘请了 Edward Young 作为设计师,精心设计并出版了一套平装本的企鹅丛书。定价 6 六便士,刚好是 10 支香烟的价格。

1935 年 7 月 30 日的一个星期五,人们排着长队走进伦敦的书店、烟杂店、百货商铺,掏出六便士)买下一本企鹅平装书。早上九点十五分,当艾伦·莱恩坐公共汽车来到 Selfridge 看到空荡荡的书架时,便知道自己成功了,但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出版界的“纸皮书革命(Paperback)”。

企鹅给出版界带来了全新的局面,但也冒犯了那些上层人士,引来许多作家、书商的争论。当时还未写出《1984》的乔治·奥威尔,虽然承认“以六便士的价格来说,企鹅丛书精彩绝伦”,但他同样担心书价太便宜,人们会轻视阅读。而愤怒的出版界元老 Stanley Unwin 更声称:“如果公众认为买几本六便士的书便算支持文学,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英国作家毛姆将月亮隐喻为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则是脚下踩着的现实。但他绝不会料到,《月亮与六便士》出版十六年后,“六便士”这一铜臭、平庸的象征会让每一个英国人都能消费得起文学。

依靠当时社会一大批拥有阅读需求、却买不起精装本的中产阶级群体,企鹅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成为人们的阅读指南,销量迅速超过那些精装本出版社。对作家而言,便宜的平装本也是接近更多读者的最佳途径。

二战期间,企鹅成立了读书俱乐部,以飨失去家人朋友的士兵。由于开本小到能够装进军人的装备袋,而且价格低廉,书籍损坏了也不可惜,从而成为许多士兵行军间隙的随身读物。

莫莉·葛普提尔·曼宁在去年出版的 When Books Went to War 一书中介绍了二战时美国的“部队特供平装书”计划。彼时,由美国政府主导,兰登书屋、道布尔迪、W·W·诺顿等书商组成了“战时书籍委员会”,将 1322 种书籍,共计 1.4 亿册运往前线。这些特供平装书方便携带,广受战士们欢迎,其中不乏很大比例的严肃文学和诗歌。这个计划意外地引发了战后平装书的大量发行流通,培育了一代美国读者。

尽管战前企鹅就推出了平装本并取得佳绩,但曼宁认为,战后平装本才真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而企鹅也并非平装本的发明者,但它最早对其商业化,并发掘了一个广阔的大众阅读市场。

第一个把封面当做品牌来运作,企鹅是最会做营销的出版商
企鹅不仅以平装书开创了大众阅读,更以激进的态度引领了书籍装帧设计。在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企鹅图书几乎可以等同于“书籍设计”一词。
1935 年,创始人艾伦·莱恩聘请了 Edward Young 作为设计师,他做出了经典的“三段式”封面:出版社、书名与作者、以及企鹅的标志,并拥有一套独特的色彩识别系统:橙色是小说,深蓝为自传,绿色是悬疑,红色是戏剧……到了 1940 年代,来自德国的设计师 Jan Tschichold 更是进一步规范了包括字体、行距、边距等等在内的一系列设计模板。

企鹅是第一个把封面当作一个品牌来操作的出版社,也是第一个为套书封面设计制订规范的公司。回顾企鹅经典系列丛书的历代封面,几乎可以把它当成一部充满时代感的艺术史。比如五十年代是版画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你可以在企鹅的封面上找到英国著名版画家约翰·格里菲斯的大量作品。随着大众审美的转变,抽象画、波普拼贴、写实摄影先后印在了那些著名的封面上。 一个经典案例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冷战时期,企鹅为它设计的封面是一只巨大的眼睛。而后来的版本则把封面图案换成了横向排布的下水道。

不同版本的 1984 George Orwell 封面设计

在周年庆这样的特殊时刻,企鹅会邀请明星设计师来为纪念版系列设计封面。比如企鹅为了纪念成立 70 周年,发行了一套 70 本的“袋装企鹅”(Pocket Penguins)系列。设计者里有给披头士设计唱片封面的 Peter Blake 爵士、时装设计师 Orla Kiely、雕塑家 Antony Gormley……对于今年的 Little Black Classic 系列设计,封面字体参考了过去企鹅经典所用的字体,黑白黑的三段式封面设计则是向最初的企鹅经典致敬。

企鹅也在设计上开始尝试越来越多的本土化。以“企鹅人生系列”为例,企鹅兰登中国大众图书主编赵轩告诉《好奇心日报》,企鹅和三联书店的设计师一起协商了中国版本的设计方案,整体设计参考了企鹅三、四十年代的一套莎翁经典的封面,并专门找来了版画师来绘制猫王、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些人。这个过程中,设计师们搜集了大量传记主角的不同年龄段、角度的老照片,选择最能传达他们神韵的那个瞬间刻印下来。

“我觉得以前中国,大众图书像是在用教育出版社的卖法——经典就摆在书架上,你爱纯文学可以买,不爱的话没关系,你就不买。”大众出版社不是教育出版社,人们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而精美的封面设计是一本图书最好的广告。
从品牌设计的角度来说,企鹅图书很早就制定了自己的准则,但这套形象系统在不断进化,你可以看到更鲜艳的彩色封面,以及与之更相配的白色书脊,它像是一款应用不断迭代自己的用户界面,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当越来越多的平装出版社涌现出来发行更先锋、试验性的作品时,企鹅开始讲故事了。

他们会在封底标注封面插图的画家是谁、因何创作、为什么会被选作这本书的封面,“我们的导读都会找到当代最好的研究者,光是卷尾的这篇文章,背后付出的东西都很多。我们就是依靠这个东西来积累更多的忠实读者。”赵轩说。

成为企鹅兰登之后……

对于几年前以颠覆者形象被谈论的电子书,全球最大的两个数字市场——美国和英国的增速都开始放缓,美国出版者协会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电子书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21 % 左右。

“这令人惊讶,我们会加强在大众市场和零售环节的投入,我们的目标是在书店越来越少的环境下让我们的书被发现。出版最大的挑战是解决可发现性这个难题。我们希望读者未来仍爱阅读。”企鹅兰登书屋公司 CEO 马库斯·多勒说这是两个超级出版社合并后的主要目的。

按照马库斯·多勒的计划,创新将在三个环节发生:零售、消费者和作者。零售的任务是帮助维持实体店的零售(不知道能否做到),并扩大数字销售。对于消费者,是与他们更直接地沟通,来帮助读者“发现图书”。作者环节,图书营销的变化非常重要,要保持与作者的密切合作,增强服务则尤为重要——“我们不希望被绕过去。”

一向擅长品牌营销的企鹅,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尝试找到那些创新的方法。企鹅图书的 YouTube 频道上,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支新书预告片。2014 年 9 月公布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Trinity),从音效到情节都像是一个专业的电影预告片,这只视频被播放了将近 20 万次,而最新的图书预告片是畅销书作者 Jo Nesbo 的悬疑小说 Blood on Snow,由动画形式呈现。

在澳大利亚的几个书店里,读者拿起“企鹅电话亭”上那个橙色听筒,便会听到电视明星 Safran 向他打招呼。

在中国,企鹅图书运营的项目让人感受到一点理想主义——一本名叫《龙井草堂》的图文书,讲述杭州一家园林式的餐厅。因为觉得有故事可以讲,他们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拍摄、采访和写作。这样试验性的项目少有商业化的痕迹,除此之外,企鹅经典、企鹅人生等常规书系的选择同样很谨慎。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上海书展企鹅展台里琳琅满目的周边产品:马克杯、帆布袋、笔记本、旅行箱……他们仍然想要融入普通人的生活,通过这些营销来吸引眼球,达到目的。周海伦说,“大众出版社必须好好跟着读者走,一百多年前大家都要买那种牛皮的精装书,买回来搁在书架上,现在我们不会那么去做了。” “你知道,企鹅经典是最不变的内容了——它像沉在河里的石头一直不变,但周边的水会流,把它磨成不同的形状。”

“读者现在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阅读指导,我们既不与全球服务商(比如亚马逊)对抗,也不和新的出版模式(比如自助出版公司)对抗。”马库斯·多勒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如此说道。 

(制图:林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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