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我为同事发起的匿名公司满意度调查,为什么失败了?

Samuel Massie ·

你想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先理解你在的那个世界

和我很多同学一样,我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让世界因我而不同”。后来就是金融危机了,面试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让我的理想变成了恐慌。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 2008 年增长了 9%。很明显,工作都跑到中国去了,为什么不去中国找工作呢?因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餐饮服务兼职存了一些钱,然后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

多亏了我大学时一位中国老师的引荐,我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的郊区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当商业顾问。从外表来看,这个热火朝天的企业园区里都是玻璃幕墙的建筑,和加州帕洛阿尔托或者山景城的差不多一个样。到里面看,工作的小隔间和荧光灯也很熟悉,但在中国的办公室里工作,我却永远没有感受到过正常的氛围。

不过在两三个月后,我的生活形成了习惯。每天的工作 8 点半开始,我们都工作到中午 12 点,这时内部通话系统里就会响起凯丽·金用萨克斯风吹奏的《茉莉花》,意思是我们要去吃午饭了。我们会在餐厅排着队,买一份便宜而油汪汪的藕片,还有看起来就好像是被跺碎了的骨头和肥肉的“肉菜”。

1 点钟是午休时间。我们整个团队都会从桌子下面抽出一张折叠床,躺上去掖好他们的毯子(有位女士甚至带了个毛绒猪),睡到一点半,此时理查德·克莱德曼轻松悦耳的钢琴曲《秋日私语》悲伤的音乐就会响起,表示下午的工作要开始了。

有时候,就在我还没有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在哪儿:我会从窗户里看出去,看到一排排长得一样的蓝色外墙玻璃和写字楼,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与存在相关的恐慌。但过后我就会打开我的联想 ThinkPad 笔记本电脑,喝一杯雀巢速溶咖啡,又回到 Microsoft Office 那种有麻醉效应的光芒里——里面的一切都有着某种意义。5 点半的时候,凯丽·金的《回家》会宣告着这一天的结束。

除了我日常的职责以外,我很享受作为一个外国专家的感觉。由于我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美国人,所以有人觉得我有机会提供一种国际化的好处。我出现在了公司的一条招聘视频里,和别人握手、主持假的会议。在其他时间,我还担任过主持人、翻译和歌手。在我作为外国人的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候,我曾经在党组织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为 2000 名工厂工人唱过歌。

我交的第一个朋友是 Jack,他是一个有点儿书呆子但非常有自信的产品经理。周六的时候,他会开着一辆中国产的奇瑞 QQ 来接我,我们会开车到公共游泳池去。我们会在那儿游几圈,但由于游泳池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游不成直线。然后我们会开车去一个露天的海鲜餐厅,点一些鱼和啤酒,抽两个塑料凳子出来坐着聊天。

Jack 会抱怨中国,但他抱怨的不是审查、污染,也不是人权。让他感到困扰的是房价。他有一份工作,但要想成功,他还得有个老婆,而要想娶个老婆,他必须有套房。不过一个两室一厅的产权公寓要花 30 万到 200 万美元,而且由于房地产投机的推动,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所以 Jack 默默地在他的小隔间里工作了好几年,为他通向婚姻幸福的车票存钱,但直到当时,他还没有够到他的幸福。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社会控制手段。

我住的是公司宿舍,和其他未婚工人一起住在一个半空置的、叫作科技城的“开发区”。在那儿啥都干不了,除了那个可怕的餐厅和一家让人没食欲的快餐店,也没有地方吃饭。

Jack 不一样的是,工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车,进次城要坐公交坐一个小时,车上很挤,呼吸都会很困难。所以我的同事们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独自呆在他们的房间里。

像这样生活就好像是在缓慢地精神死亡,于是它让我发起了一次匿名员工满意度问卷调查。

问卷里有 15 道多选题,涉及到吃饭、住房、薪水、福利和公司文化。我找了个网站把问卷放上去,并在公司公告板上发了链接,还给工人们写了一封邮件,写完以后,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点了“发送”。

过了不到十分钟,人力资源部的一个人就走到了我的桌子边上。他把我带到了一间没人的会议室,要求我删掉调查的消息、关掉那个网页。

但我很坚定地想利用我外国专家的身份做点不一样的事,于是我继续我的调查。我收到了大约 300 个回复。一位员工写道:

男的太多,女的太少,篮球场也不够!

另一个人写道:

第一,表面上看,加班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却有默许的加班标准。如果你一个月加班不够,那下个月你的老板就会拿着你的加班情况找你谈话。

第二,餐厅的食物糟透了,严重影响了员工健康。

第三,工资不是特别高,公司每年还削减我们的福利。”

就在我似乎可以成功完成调查的时候,我的老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你看,人总是会不高兴的的嘛,”他说,“我们不能每天给他们上鹅肝呀。看起来你正在挑拨员工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他们想维持和谐呢。”

他说,如果我向管理层写一封道歉信,他会为我作担保。我同意了,但要求附上我的问卷结果,作为对“因我导致的麻烦的补偿”。于是我写了一篇毫无意义的承认错误的文字,然后撤下了我的问卷。我又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

现在回顾当时,我发现我当时把自己看作了一位英雄——我昂然到来、挑战权威、拯救了工人们。

但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下改变任何东西,而且还是在中国,你必须理解涉及到的都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而这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如果有员工未经允许向全体员工散发问卷,美国公司也会反对的,而最后,我的公司是相当宽容的。管理层最后确实重新整顿了餐厅,并推出了员工奖金计划,只是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有了我的那份问卷。

如果我当时愿意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工作,我还能做到什么别的事情吗?

不过那次问卷风波让我明白,我可以用数据和恰当的提问来解决现实问题,而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名分析师,在香港、波士顿、雅加达、印尼都工作过,现在我在上海帮助跨国公司解决它们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明白,最关键的一步并不是“让世界因我而不同”,而是要理解。这也是我自那时起就努力做到的一点——在中国、在跨国公司,以及在整个人生中都是如此。

翻译 is译社 葛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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