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
你在大学里该学点什么,才能不被电脑比下去?
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重估人类与计算机学习之间的实质差异,以及什么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计算机和机器人已经在替代人类做一些工作。年轻人如今能学到些什么,才不至于在有生之年被这些设备取代,还能在未来的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内找到好工作,拿到有竞争力的薪酬?大学里,我们一直致力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多数人在 20 岁左右就完成了他们正式受教育生涯的大部分,且希冀于靠着学到的东西度过大半个世纪。而计算机能在几秒内就获取多数我们在高中和大学学到的客观型知识,而且电脑和机器人也会更新换代,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中,计算机变得更强大的速度可以是指数级别的。
针对此问题的研究有两股主流的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老师们应该明确并且教授给学生一种更加基本的、灵活的、极具洞察力的人类技能,我们希望这些东西是不会被电脑所取代的。第二种想法则认为,我们应该在更面向商业的方面进行教育,展示给学生更加真实的世界,向他们传授创造性的创业过程,也许这样计算机就无法效仿了。而这两种答案未必是互相矛盾的。
一些学者也在尝试着寻找,哪些知识相对于其他知识更能够在技术替代中幸存。理查德J·莫南(Richard J. Murnane)和弗兰克·莱维(Frank Levy)所著的《新劳动分工论》(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一书,就研究了近些年在信息革命中扩大的行业。他们所研究的包括汽车经销商服务经理在内的工作在增长,而与此相反的是呈衰退趋势的话务员等工作。
在这一标准下的成功职业有着共同的特点:有经验的员工拥有复杂的沟通技巧,以及专业的知识。这些技巧中,包括一种“不仅能传达信息,而且能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他们说,专业知识是广、深且具有实用性的,能够解决任何“未知的困难”。
以上属性在未来未必见效。但该项研究显然建议高校教育应该更广泛、更基础,且不应以由独立学科构成的传统结构主导,这些科室里多数是想在其所处的狭窄的学科领域充当领头羊角色的教授们。然而这种老旧的分科结构在大学里仍旧是基础性的,很难去改变。
哈佛大学针对普通教育工程(Program in General Education)议题的辩论最初可追溯至 1946 年。该项目要求哈佛的本科生选修课程,这些课程是为他们离开学校后的人生中会面临的广泛的问题所准备的。但批评者认为该项目并不成功,而且参与该项目的教授仅传授了他们自己学科内的学术材料,并没有更广的定位。
哈佛大学的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教授 5 月 5 日发表声明,称局限于狭窄学术领域的教育是不当的:“读 Ph.D. 的学生不到 20%,”他说,“广义上来说,多数学生的出路都是在企业界,而非学术界。”
在 5 月 5 日的另一份声明中,通识教育审查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主席肖恩·D·凯利(Sean D. Kelly)教授认为,哈佛的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生活于世的艺术(an art of living in the world)”。
但教授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也许我们应该从自身领域去教授学生创业机会。即便是与商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学科,也可以教给学生他们之后会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活动中用到的专业知识。
这些问题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曾遇到过。在数十年中,我的教育观念也在变化。我试图使其变得更能够应对在工作中遇到的创造性的、或者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1982 年我初到耶鲁时,耶鲁还没有金融学的本科课程。1985 年秋我开设了一门,且延续至今。而我也日渐尝试着去建立起数学理论与金融实际应用中的联系。
从它创立以来,这门课程就逐渐变得更加程式化:它和真实的、动态的教学体验很相似,而在实际中,课程主要都是事先录好的,而且练习和考试都是电脑化的,即使我本人不在场,学生也可以完成。耶鲁把我的课程通过在线的方式提供给了更广泛的人群:2002 年,课程登陆了 AllLearn ,2008、2011 耶鲁公开课(Open Yale),如今是在 Coursera上。
为适应数字化课程,该项目对我的课程做了调整和改善,使得我有时间去反思我为学生在做的事情。我完全可以退休,让他们用我的讲座(视频)和其他的数字化材料学习。但我发现,自己一直还在思考应该为学生多做点儿什么。
因此我继续对课程进行更新,揣度着怎样才能把课程与“生活于世的艺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我试图提高学生的认知:金融应当是一门为重要人类活动融资的艺术,让人们(也许有一天机器人也有可能)一起工作,来完成共同的愿望。
与哈佛和其他大学或者学院相类似,耶鲁也曾在这个问题上挣扎过很长一段时间。曾有过一个实验,一个大学生的商业项目,让学生为大学生涯以外的人生做准备,不过这个项目 1954 年就停了。在 1960 年代,越战期间,正值对商业机构的反感与日俱增的时期。据前任耶鲁研究所所长约翰·佩里·米勒(John Perry Miller)在《创造学术环境》(Creating Academic Settings)(J. Simons 出版社,1991)一书中所述,当时在耶鲁,对于商业导向教育的“反感”是十分明显的。
尽管如此,耶鲁里还是走出了众多优秀的商业人士。因为遭到反对,直到 1976 年耶鲁才成立了商学院。即便商学院都成立了,最开始也没有颁发 MBA 的学历证书,而是听起来更为理想主义的公私管理硕士。1976 年以前,耶鲁的经济学就已经非常强悍,纯理论和数学研究有着高深的造诣,但其目光一直没有放到应用商业教育上。
对高等教育的自我认定不断发展,理应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带来裨益。我们将更适应信息技术革新。与此同时,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重估人类与计算机学习之间的实质差异,以及什么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有更大的实用价值。我们也要面对现实,“生活于世的艺术”至少也要来一些商业教育的内容。
翻译 is译社 塔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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